首页 -> 2005年第2期
当代新诗史的重要收获
作者：王德领
在当代诗歌研究领域，1993年问世的由洪子诚、刘登翰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运用谨慎、简洁的史家笔法，对自建国以来至80年代的诗歌进行了富有学术性的开拓性研究，在建国以来问世的新诗史中是一部较为完备的重要著作。但是，当代与史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当代史的开放性质注定了任何一部当代文学史都会留有遗憾之处：“生活是瞪着明天走去，而写史却是朝着后面张望。虽然必须是站在‘今天’的张望，但‘今天’却是一块飘浮的土地，永远都在移动……而对于研究者来说，每个企图给现实定位的人，事实上他也在被现实‘定位’着。这是知识者的无能和无奈的悲哀。”①在诗坛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写作于80年代中期的这部新诗史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诸多遗憾。比如它对80年代中期以前的诗歌的叙述游刃有余，而对朦胧诗之后的诗坛则着笔较少。就是对朦胧诗以及第三代诗歌也有了不同的解读方式，可以进行更为学理化的清理，重读80年代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话题。
近年来现代性、文化研究等新的研究方法也引入了文学史研究。当然，《中国当代新诗史》的局限是历史性的，对它过分苛求是不公允的。但同时，在人们的期待视野中，一部新的当代新诗史的出现就显得特别必要了。
程光炜先生的这本《中国当代诗歌史》，以1949至2000年间当代诗歌的重要事件为线索，以代表性诗人和作品为对象，叙述了它发展过程中的冲突、矛盾和规律，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充分展示和深入分析。以丰瞻、翔实的资料，对八九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和现象作了独特的观察与追踪，不少材料都是第一次披露。它以现代性为轴线，对当代新诗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对于1949至文革期间的诗歌，侧重于展示文化体制与诗人之间、诗人与其创作的诗歌文本之间的契合、摩擦、冲突，为文字狱横行的年代的诗人描绘了一部独特的心态史、心灵史。对于80年代诗歌，则进行一番重新审视与清理。对于90年代的诗歌，在广泛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则侧重于以审慎的态度将其纳入文学史的研究视野，对之进行学术规范。程光炜先生是当代著名的诗歌评论家，对朦胧诗、第三代诗人、90年代诗歌发表了许多权威性的评论。他的诗论无论是文本细读，还是对诗歌现象的考察，既有较强的学理色彩，又有犀利的思想蕴涵，具有难得的学术锐气与锋芒。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洋溢着诗评家个性的诗歌史，体现着程先生对中国当代诗歌曲折而漫长的发展历程的独特省
察。
现代性：考察与阐释当代新诗史的基本视角
这本诗歌史是以现代性作为轴线，将新诗现代化作为考察和阐释新诗的基本思路。中国当代诗歌曲折而复杂的发展历程，都离不开现代性这一轴线。从现代性的角度，才容易看清当代诗歌发展的冲突、矛盾以及规律。在50至70年代诗歌中，新诗受到了意识形态的空前挤压，沦为战歌与颂歌，诗人在一场场政治运动中沉浮，自“五四”文学开始的以个性解放为根基的新诗现代化出现了停滞与倒退。但是，新诗现代化这团地火仍然隐现于当时的诗坛，如在1958至1959年新诗发展道路之争中郭沫若、何其芳、卞之琳等对“五四”以来新诗成就的维护，艾青创作的《礁石》等颇具个性色彩的诗作，穆旦在《葬歌》等诗作中展现的在新时代面前犹疑难决的知识分子形象，流沙河的《草木篇》以其对社会中某些弊病的批判和怀疑，从而在思想蕴含上达到了那个时代诗歌普遍缺乏的深度。也许最为复杂的情形发生在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上。在他创作的政治抒情诗这一表面上十分激进的革命诗歌下面，潜藏着激烈的话语冲突，反映了“五四”以来对爱、个人价值和人道精神这一文学现代话语与当时所要求的革命话语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主流的颂歌体“伪诗”之外，还存在另一个令人目眩的地下诗歌空间，以岳重、多多、林莽、芒克等为代表的“白洋淀诗派”的诗人们，在现代诗歌精神普遍匮乏的年代勇敢地发出了觉醒者的声音：“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那空漠的没有灵感的天空/那阴魂萦绕的古旧的中国的梦。”(多多《无题》)在“文革”时期主流诗歌的荒原上，出现了一批致力于新诗现代化的诗歌斗士。对于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作者从它所具有的主体性的缺失，以及缺乏基本的文学革新意识以及问题创造意识，从而指出它与新诗现代化是偏离的，并非是像许多当代文学史所说的是一场自觉的“文艺复兴”，而是建国后“颂歌体”“战歌体”那种集体抒情的自觉延续。
80年代的诗歌重新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北岛、舒婷、顾城为代表的朦胧诗人作品中所透露出的强烈的怀疑、叛逆精神，以及他们运用的通感等现代手法，标志着现代精神的复归。80年代中期以后，新诗进入了变异期，朦胧诗所津津乐道的人道主义情怀和英雄主义情结受到了质疑，新诗进入了思潮极为活跃的时期，大致说来，“第三代诗人”宣布放弃朦胧诗所钟情的社会责任感，强调表现日常生活和凡人心态，主张坚守一种民间状态，重视诗歌语言口语化，有些诗人还追求法国小说家罗伯-格里叶所倡导的语词的不及物状态。当然，任何归纳与概括都是对表象的破坏甚至曲解，后期朦胧诗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对于它的人员构成、诸流派之间的冲突与合谋、艺术主张与文本的关系、它与朦胧诗以及与现代新诗史的联系与区别、它与90年代诗歌的关系、它与当时的社会心态与文化体制的关系，等等，迄今为止，诗歌研究界对以上问题所做的清理工作还不够深入与细致，尚有不少空白点需要填充。80年代中期的诗坛状况是当时躁动不安的社会情绪的集中反映，共有上百个诗歌流派，提出了诸多主义与艺术主张，其百舸争流的声势甚至盖过了新文学发轫期的五四时期文艺社团如井喷般涌现的盛况。但在众多诗歌群体中，大多有名无实，成为过眼烟云，其中比较重要值得关注的有“他们”、“非非”、“整体主义”、“莽汉主义”、“新传统主义”、“海上诗群”、“大学生诗派”以及“撒娇派”等等。80年代的诗坛多种风格并存，除了上述新锐诗人的先锋诗歌创作，还有以艾青为代表的七月诗派与九叶诗派的老诗人以及以公刘、流沙河、邵燕祥等为代表的中年诗人。他们从历史风暴中归来，他们的诗作从书写个人之伤到展现民族之痛，带上了强烈的反思与伤痛色彩。
90年代的诗歌与80年代的诗歌发生了深刻的断裂，正如欧阳江河所说：“一个主要的结果是，在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②80年代诗歌观念中的“纯诗”、“抒情性”、“诗到语言为止”、“不及物写作”、“口语写作”等，因一场影响深远的事件发生了改变。90年代诗歌带有较强的“中年特征”，提出了“知识分子写作”、“叙事性”、“个人写作”、“女性写作”等诗学命题，在诗歌理念上趋向“复杂”与“综合”，带有“知识分子”写作的鲜明印记。诗歌写作更加个人化，更加远离了各种运动，对现实采取了更加理性的态度，出现了一批较为成熟的诗歌文本。一些诗人的创作带有现实、象征与玄学的色彩，表现出与40年代“诗歌现代化”的探索的回应与新的拓展。90年代诗歌告别了思潮与运动，变得更加沉潜与内敛，与国际诗歌在精神上有了更深的关联，新诗现代化的实践正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