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身体：一个审美现代性事件
作者：代 迅
身体：扭曲和变态
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作为至善的天理和作为身体的人欲之间的对立，是先秦以来中国思想家一直关注的问题。孟子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精神的自我完美，要求人们自觉地“养浩然之气”（《公孙丑上》），培养一种至达至刚的精神，这才是人生的最大乐趣，12其方法则是“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本人也承认“好色，人之所欲”（《孟子·万章上》），所以孟子认为“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孟子·离娄上》），男女之大防是必需的，只是在紧急情况下作为权宜之计可以例外。
李翱则提出了“性善情邪”说，他认为：“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斯性匿也。”（《复性书》上）他把情与性相对立，认为“凡人”之所以不能成为“圣人”，就是因为善的本性被邪妄的情所迷惑了。他明确地说，“情者，妄也，邪也”（《复性书》中），13把伦理化的人性与最基本的人情看作是水火不容的东西。
到宋明时期，理欲之辨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中心课题，存理灭欲的观点占据了支配地位，欲望成为人们修善之大敌，“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朱子语类》卷十三），二者必不容丝毫的调和之余地，修养功夫的关键在于“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王阳明《传习录》上），二程坚决否定了寡妇再嫁的可能性。这是儒家从“寡欲”传统到“灭欲”的极端发展，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禁欲主义潮流。明代中后期《肉蒲团》、《痴婆子传》、《赵飞燕外传》等色情小说的大量出现，实际上是当时的市民亚文化对这种禁欲主义传统的反叛和否定。
传统儒学的理想境界是“孔颜乐处”，《论语·雍也》载：“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周敦颐教授二程时提出：“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这个“孔颜乐处”乃是圣贤“得道之乐”，是一种外在的简约朴素而达至心灵的洁净安宁的人生境界，14与感性的肉身无关，并且是只能在摆脱了感性的肉身后，方可达到此种境界。
不管中国如何朝代更迭，意识形态如何变化，《金瓶梅》始终被视为“淫书”遭到禁绝，在这一点上，朝朝代代的所有统治者都是一致的。但是在《金瓶梅》的开张明义有个“四贪词”明确地阐明了自己的写作题旨，其中“色贪”篇这样说：“休爱绿鬓美朱颜，少贪红粉翠花钿。损身害命多娇态，倾城倾国色更鲜……”劝诫男子不要贪恋女色，告诉人们美丽的女人是“损身害命”的祸根，小则可以败家伤身，大则可以祸国殃民，15弥漫着对女人美丽的身体的仇视，传达出作者对女人的身体既爱又怕的矛盾心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书中又大量充斥着对女人美丽的身体及其性活动的描写，作者对此津津乐道，反复加以欣赏和玩味，而这一切和书中的说教恰恰相反。
李希光等著的《妖魔化中国》一书，90年代以来在华人世界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此书第五章名为《好莱坞与丑陋的中国人》，读来饶有兴味，但是作者的观点值得商榷。其中在“李小龙的呆板形象”这一节中，作者认为，李小龙尽管是正义的化身，扬善惩恶，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中国的武功，但是依然是一个否定性的形象。作者作了这样的评述：
李小龙这个银幕形象，仍然是一个刻板、单薄的好莱坞类型化人物。道德上，他完美无缺；武艺上，他盖世无双。这一切都赋予他超然的不真实感。……作为一个无所不能的男子汉，李小龙却始终不近女色，面对种种色情诱惑，他一直坐怀不乱，目不斜视。……在李小龙这个形象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传统的继续，即剥夺东方男子的性征象，把东方男子刻画成性无能、性冷淡的无用之徒。李小龙毫无浪漫情调的呆板形象，又把东方男子刻画成为根本缺少人情味、除了一味蛮打蛮拼，毫无对女性的温情和绅士风度的粗人。16
作者的结论是，好莱坞电影歪曲了中国人的形象，“将种族主义偏见糅进老少咸宜的娱乐故事之中”。17其实，只要稍稍对照我们自身的文学传统，不难发现，至少在这一点上，好莱坞电影并未歪曲中国人的形象，而是准确地传达了中国人的形象。
长期的过度的性压抑造成中国文学中的变态现象，进而表现为对女性的禁忌与敌视。和西方文学中武艺超群但是又对女人充满绅士风度的骑士不同，历史上出现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男子汉形象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白面书生，懂得怜香惜玉，喜爱红袖添香，但是除了吟诗作文就一无所长，不谙世故，手无缚鸡之力，毫无男子汉气概，一切事物包括男女约会的牵线搭桥，全仗女人（侍女）料理，如《白蛇传》中的许仙，《西厢记》中的张生等；另一种是武艺超群，强壮得似乎无所不能的英雄人物，但是不近女色，从关羽到梁山好汉可谓典型代表。
中国民间由于一直流传女色伤身的说法，以习武为生的英雄好汉对此尤为忌讳。以梁山英雄而论，他们充满男子汉气概，武艺超群，除暴安良，不仅历史上流传民间，深受大众喜爱，并且新中国成立后也长期被视为农民起义的优秀代表。梁山领袖晁盖“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他的继任者宋江“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梁山的重要首领卢俊义“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军师吴用也没有妻室，最后自杀时仍然是单身，李逵一听到男女之事便焦躁不安，极为厌烦，梁山英雄的本色之一便是对女性的厌恶。18李小龙的呆板形象，实际上正是梁山好汉形象系列的忠实延续。
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西方学者观察到：“中国女性在妇德、妇言、妇容等一系列的女戒中生活，久而久之，连同男人握手之类的基本社交礼仪也排斥在自己的行为之外”，19不仅如此，中国还通过缠足使妇女残废的方式，将妇女幽禁在家中，排斥在整个社会生活之外，妇女身体严重扭曲变形，并在整个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欣赏妇女“三寸金莲”的病态审美情趣。西方学者的经验是，一旦看到中国妇女，这些妇女会马上转身躲进房间，由此可以断定，“妇女被男人驻足观看乃至欣赏，在中国肯定是被认为不庄重的，否则何必躲躲闪闪？”20西方学者在比较了大踏步前进的美国妇女和缠足后中国妇女之后，抨击了中国社会传统的畸形审美观，认为中国妇女“看上去毫无矫健的身姿，反而像装了假腿一样的不自然”，“只能在村子周围扶着房屋的墙壁或拄着拐棍蹒跚而行，慢慢地移动柱子式僵硬的膝盖，以免摔倒”。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