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７０后女性写作：消费时代的性—身体活语

作者：李　虹

　　 他的持续能力很强，有着千奇百怪的姿势可以干，却没有一点虚脱的迹象出现。当他兴奋难耐的时候，他就赶紧抽身而退，改用双手抚弄他身下的女孩子，然后继续进入。如此反复，他一直处于兴奋的状态中，就像一个永不言败的魔鬼。 她被欲望的鞭子抽打着，死去活来，销魂荡魄。¹⁴这里的“他”是中国的一个无业或称自由职业者马格。当他向她求婚不成转向与其他女人结婚时，她纠缠不休地说“我只是做你的情人，我不连累你的婚姻，因为我们比人们想像中的还要恩爱”，并因为遭到拒绝而伤心到“我吃惊地感到在无穷无尽的泪水冲刷下，我的身体痉挛着自动到了高潮。上帝，我愿意就这么湿漉漉地死去”。倪可直截了当地说：“我只想飞一飞，飞到夜的尽头处，人生苦短春梦无痕，你没有理由不让我这般陶醉。”¹⁵而在杨映川的短篇小说《做只鸟吧》中，最初对性有心理障碍的女孩树子，最终却在“快一点，快一点，让我像一只鸟，让我像一只鸟从地上飞起来”的叫声中，死在男人的身下。¹⁶
　　70后女性小说对肉欲的沉迷，不断地自我消解着深度阐释的可能。在纯粹的快感原则的驱动下神经质的、癫狂的性—身体体验，是她们感受生命的飞翔、灵感的喷涌、两性的至情至爱至真，乃至认识、进入周遭世界的惟一方式。她们的青春，除了自己的性—身体，就无可宝贵、无可依恃、无可践踏、无可拯救。性—身体是她们惟一通行的语言。我也只想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卫慧、棉棉的所谓裸体写作，以及70后女性小说中经常出现的男女两性“肉搏”的描写。70后最暴烈、血腥的一幕性—身体叙事出自盛可以独一无二的短篇小说《快感》。该作这样开篇：“发现屠杀与肢解的快慰，由一条鲫鱼开始。”一个靠美丽的女友在风月场中周旋“豢养”的男青年，把强烈的、独守空房的嫉妒、肉欲和自怨自艾都发泄到把玩刀具上。当他把一套刀子耍弄得目迷五色、夺人心魄，一个血脉偾张的青年就已将他的青春忧愤，淬炼进了他目之所及的一切：无论是他蜗居其中的小城、车水马龙的街景，还是男人女人，直至他的恋人。盛可以竟能做到小说通篇桩桩件件离不开刀，充满“快感和张狂的野性”(虹影语)的文字，使《快感》贯穿着刀光剑影、终将一呈的危险。比如男青年的内心独白：“谁知道娜娜这小娘们跟多少爷们眉来眼去?她那眼神他妈的是捅进猪脖子的那柄长刀，具有优美的弧度，勾魂夺命，沾满鲜血的水灵。”¹⁷比如这样勾画女人：“牙齿钢刀一样地泛白，面颊有刀刃的弧线。”¹⁸剁骨头的刀终于被女人用来剁在了他的手指上，女人自己挑选的适合女人手型的香港“十三太”名牌刀也终于被她派上用场：斩却了他的命根。盛可以和刀，这样的男人和女人，真是棋逢对手。“一张嘴从用来亲吻到吵架，是经历了重复的折磨”。盛可以走极端但并非演出一场闹剧。这是在商业化社会的挤压之下，情感错位、人性扭结导致的一场火拼。这火拼本是情感和精神的，却只能倾泻到肉体上。眩晕于消费时代的青春生命，除了性—身体便只能失语。
　　“……消费一词最早的用法是‘摧毁、用光、浪费、耗尽’。”¹⁹70后女性小说叙事中对肉欲的沉迷，走向了对身体的恣意消费。70后女性小说由对肉欲的沉迷讲述的性—身体话语，最终完成了70后青春叙事对“这一个”时代的青春的自我陈述，也透露出得享消费时代“实惠”的先行的一群精神的赤贫和心灵的空虚。作为社会的“感性肉身”，她们的性—身体话语既全盘反拨了在政治专制惟一的时代里无性／反性的、无身体／反身体的青春叙事，也在一路呓语、狂歌的“肉体翻身”之时凸显了灵魂的空洞，这正是刘小枫所谓“身体在现代之后的时代的噩运”。“身体轻飘起来，灵魂就再也寻不到自己的栖身处”。²⁰但由于这一类女性小说的“身体叙事”终究处于一种盲目的、自发的自我描摹状态，不具备警醒的、审视的、批判的文学立场和目光，使之不同程度地堕入了王岳川在分析90年代女性书写时所提醒的“外在‘漂亮’神话”、“身体‘消费’神话”而亟待抬头反省：“如何在颠倒了男性神话、意识形态神话、政治神话之后，不去述说‘女性神话’，甚至不去说外在‘漂亮’神话、身体‘消费’神话、‘私人’生活神话，而张扬真正的女性生命意识，张扬人格化个性化的生活情思，我以为是不可谓不重要的。不一味地玩感觉玩浅薄玩浪漫，而是确实有所建树有所关怀有所震撼，实在是女性写作自我定位和未来发展的重要自审前提。”²¹因此，70后女性小说的“身体叙事”倘若不能彻底摆脱“私人化”写作的诱惑，摈弃对消费时代的迎合姿态，走出物欲社会的迷阵，则已无前途可言。“肉体翻身”没有精神的灌注和灵魂的飞升，终将无法抵达其“身体反思”的初衷。下篇沉重的肉身：以《戴女士与蓝》为例70后女性写作的“身体叙事”，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落入了两大陷阱。其一，以商业图谋为惟一指归的现代出版和传媒机制，蓄意消除了女性人物形象与女性写作者之间的界限，别有用心地将“女”推演成“如有狂疾”(鲁迅)的美丽、妖冶的雌类。以断送了文学的名利诱惑文学写作者；其二，女性“个人化”、“私秘化”写作之途渐至理想旁落。仿佛病梅馆里畸形生长的梅花，在对情欲、肉体的意乱情迷之中，那些“脸蛋漂亮、身体开放、思想前卫的年轻一代”(《上海宝贝》)迅速蜕化为盛开在消费时代“夜的下腹部”的糜烂之花。女性写作的性—身体话语由自由奔放的、生命消耗的身体单向度地走向意淫的、表演的身体，身体叙事与生俱来的反叛性乃至任何深度上的人性境遇、生命存在、社会进程的省思意义尽数瓦解。在这样的歌舞升平之中，朱文颖的《戴女士与蓝》实属别开生面的文本。它与“肉欲沉迷”的70后女性写作路数判然有别的身体叙事策略，为70后女性写作拓展了新的审美和表意空间。“身体的沉重来自于身体与灵魂仅仅一次的、不容错过的相逢”。“灵魂与肉身在此世相互找寻使生命变得沉重，如果它们不再相互找寻，生命就变轻。”²²“身体被灵魂所迫去寻求自身欠缺的东西，身体的苦恼都是由于灵魂骚动引起的，搞得身体不安宁……”）²³身体因与灵魂“有染”而沉重。《戴女士与蓝》的性—身体话语努力揭开了现代人肉体与心灵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透视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普通人的生存处境。
　　70后的女性写作，关于人为自己的身体所处置，性—身体延伸成为主导生活乃至命运的事件，朱文颖的《戴女士与蓝》的叙事中心是赴日打工仔的生活，它写的是男性的故事，隐秘而绵里藏针。在吴俊和朱文颖的对话《蓝调的叙述》中，吴俊问道：“你的小说中很少有具体的性爱细节，这是为什么?”朱文颖回答：“……我没想过这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自然而然就是这样了。我没有刻意地要去多写，也没有刻意地要去少写。或许我理解的性就是这样。把小说写得性感与有很多的性爱细节是两回事。²⁴”朱文颖所谓“把小说写得性感与有很多的性爱细节是两回事”，可见出她的“记人事”，专意于“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鲁迅语)的世情小说笔法。她一反将青春两性的情爱故事夸饰成男女“爆裂丸”(柳亚子语)的都市传奇的写作路数，既拒绝了消费时代的市场诱惑，亦与相当一批“时髦”的70后青春叙事拉开了距离。
　　朱文颖很善于以从容开阔的笔触摹写隐秘的情欲和心照不宣的性冲动。《戴女士与蓝》更充分地施展了这种“明朗的暧昧”手法。小说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是一个沉溺于过去的生活中不能自拔的中年男人。作者以其不厌其烦的自述，让这个男人反复自我拆解，层层掀开内心深处的伤痕，直达长久郁结于其心中的隐秘——性—身体的压抑，以及由此而来的消除不去的屈辱。在谈到《戴女士与蓝》一书时，朱文颖说：“其实，多年前的那次赴日潮，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印象深刻的。我记得自己当时也差点因此去了日本。很多次我都觉得应该写写这一段日子，倒不是说要写人们去了日本，打工，生存，然后再回国，或者再也不回来了。或许我只是想要表达人的某种‘经历’，它在人的一生中所结构、贯穿而成的一些经线和纬线。它们犬牙交错，错综复杂。是它们组成了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而不是人们表面上所看到的那些。”²⁵《戴女士与蓝》的男主人公“我”生于1962年，1988年去日本打工，1994年回国。三年后认识了生于1975年的女主人公陈喜儿，又三年后认识了陈喜儿的游泳、健美老师戴女士，陈喜儿也是在那一年从高楼上跳了下去。“我”展开回忆的当下是三年后的2003年。朱文颖将一个男人的赴日打工“经历”写成了一场无法醒转的梦魇。西苏说，“我从未敢在小说中创造一个真正的男性形象，为什么?因为我以躯体写作。我是女人，而男人是男人，我对他的快乐一无所知。我无法写一个没有身体、没有快感的男人。”²⁶而朱文颖偏要专心致志地让一个中年男人自述20万字，而且这正好是一个固执于自己的身体经历的男人。“这或许是一种冒险的尝试，因为作为一个女作家，这种人称叙述有某种不可信的东西在里面。但我认为，挑战性也正在于此”。²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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