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70后女性写作:消费时代的性—身体活语

作者:李 虹




  朱文颖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从未交待过他的职业生涯,他只是一个有足够的钱和充分的自由但却因往事的回忆而不堪重负的男人。他讲述中的“现实”只有被他反复加深的在日本打工的记忆,以及陈喜儿为了弄清其日本生活的真相所进行的不断的纠缠。他以插科打诨的他所谓喜剧的天分将深爱他的陈喜儿屏蔽在这个“过去”之外。而他自己,既不能从过去中走出来,也不能再次回到过去——没有人可以跟他分担过去的记忆,他无人倾诉。肉体的劳累、欲望和死亡、屈辱构成了他对日本打工生涯的全部记忆。在那里不仅仅是“没有爱”,与他互相满足肉欲的女人还终于去卖淫而弃置了他的身体。在那里他不仅仅目睹了同胞的横死,而且他只能以变成鱼的方式活着。在日本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有一对著名的白鲸。公的叫辛巴,母的叫星期五。当真的白鲸在一场事故中死去,“我”充当了辛巴,一个“我”从未谋面的女人充当了星期五。而且他们每天要在鱼池里拥抱着说:“我爱你”“我真的爱你”“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乃至于“我”后来“和很多女人亲吻,都会不可救药地想起‘星期五’的鱼嘴。潮而黏,还有股腥味。即便是真正的‘星期五’,即便是涂着朱砂色口红的‘星期五’”。
  如果说,“所谓人的道路就是在自己的身体中经历的生活”,28那么,也如福柯所说:“肉体——以及所有深入肉体的东西,食物、气候、土地……就像肉体产生欲望、衰弱以及过失一样,我们还可以在它上面发现过去事件的烙印:这些事件同样在肉体中相互连结、间或倾轧,也会相互争斗、相互消解,追逐着不可克服的冲突。”29我”在日本打工的遭遇之所以最终成为一场不能醒转的噩梦,其隐秘的核心在于作为一条公鱼所体验到的性—身体的压抑。因为在穿上鱼皮之前需要在全身涂满一种保护皮肤的特殊涂料,“我”每天就不得不全身赤裸在狭窄的更衣室里等40分钟。这使“我”不能不对就在隔壁如法炮制的“星期五”想入非非。但“我”只能趴在小窗户上叫骂着意淫路过的日本女人。一个身穿鹅黄色短套裙的日本年轻女人就这样进入“我”的视野。她跳着抓树叶的形象不断地雀跃在“我”的眼前,并成为“我”的噩梦中的一个原型。“我”反反复复地在梦中或幻觉中脱光她的衣服,拷问她、打她,仿佛她是背叛了“我”的情人。“我”甚至自己也解释不清地买了一套她穿过的那种鹅黄色短套裙,带回国收藏在柜子里,直至被陈喜儿抄出来剪得支离破碎。而在“我”的更衣室,当“我”已十分依恋的“星期五”终于赤身裸体来到身边,“她那忽凉忽热的身体完全呈现出来时,该死的幻觉还是来了。也不知怎么搞的,我的眼前突然闪过一片死鱼的肚皮”。“我”呕吐,她从此失踪。这惟一一次身体经历,使他认出戴女士就是“星期五”。但“星期五”钢铁一般地拒绝了被他拖回过去的一切企图:“听着,没有过去!从来就没有!”痛苦、屈辱的过去成为幻觉,现实面目全非,“我”的“孤独,就是一个人,他穿着一条鱼的衣服,但后来当他把这衣服脱掉时,发现自己其实还是一条鱼。”30 “经历”打在身体上的烙印淹没了一个男人,也毁掉了一个爱他的青春靓丽的女孩。人的“经历”在其隐秘处是自我封闭的,即使相爱的人也无法抵达。而伤痛的“经历”,在当事人的重复忆念中,生长成为一种“伤害迷恋”或“伤害上瘾”,乃生命的深渊。朱文颖就这样完成了她对一个男人日本打工经历的想像。但朱文颖笔下的男人的絮叨,比之她塑造的这个迷失于过往、陷落在隐秘的性—身体压抑中不能自拔的男人,还是太秩序化,且层次单一,基本没有一个情绪化甚至时或有些神经质的男人“自语”时必然出现的多向度和丰富的可能性,缺乏必要的人的质感。
  70后女性写作中,对于男性隐秘的性—身体经验的想像,戴来的短篇小说《外面起风了》值得一提。小说通篇写一个因为战争而失去性能力的老人的性幻觉,以及在幻觉中实现的性暴力。农民王树生在20岁那年和村里的刘寡妇相好,在刘寡妇的床上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旋即他又作为共产党的俘虏再上前线,四年后回来刘寡妇嫁了人,他也失去了他的男根。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年逾花甲的老王惟一的乐趣是看录相,特别是“毛片”。一日,他在侄子的窗下偷听到了侄子和一个女人的私语,又闯进门去看到了一个女人白花花刺眼的肉体。他认为那个女人就是他的刘寡妇。当夜,酒和侄子当年玩过的玩具冲锋枪带他回到了40年前的战场,敌人就是床上早已鼾声如雷的老婆。“老王顺利地褪下了已被他扯破的裤头,又同样顺利地分开了敌人的双腿,他拿起他的冲锋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那个对于很多男人来说已是熟门熟路、而他王树生却从未光顾过的洞口伸了进去,毫不犹豫地伸了进去,扣动扳机,哒哒哒……”而“身下的敌人的目光由诧异变为温柔,呼吸声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急促,就像今晚的西北风。”3140年后性幻觉的产生和肉体欲望的爆发和一逞,都来自老婆说了句“外面起风了”,当年刘寡妇也说了同样一句话。对于戴来,这篇小说的狠劲不亚于盛可以的《快感》。但《快感》始终是青年人的清醒中的性暴力,《外面起风了》却是老年人幻觉中的性暴力,还带着点辛酸。无论过了多久,一场被强行中断的性都要爆发出来,它只等待一个契机和语境,这是戴来讲述的身体的逻辑。
  朱文颖的小说,故事情节单纯,叙述十分有节制,琐碎却从容地写来,俗世的人们,无论男女,全都是暗中较劲,未曾有明火执仗的爆发,一刀刺出去却入得很深。朱文颖的小说以婉约的笔触,突显狼奔的地火,正如她所说:“我认为它是一种东方的表达方式,也是一种激情表达。它不以释放为渠道,而是更深的隐忍。忍到了极致。这种忍其实是非常可怕的,非常蕴藏着力量的。因为力量丝毫没有被释放出来,没有被损耗掉,始终处于一个临界状态,极有张力的。”32比如,《戴女士与蓝》中25岁的陈喜儿。在男人的叙述中,她一直是一个说哭就哭说笑就笑,心不存芥蒂的简单、率性的女孩,无论是男人自己还是读者,都未曾预料到她真的会跳了楼。在小说的行进中,朱文颖让我们关注着男主人公内心的阴影,而一个阳光女孩的渐渐崩溃和终于被毁灭是她埋伏的暗线。朱文颖确实营造出了自己的一种小说氛围,这种氛围,有如吴俊和朱文颖关于苏州的理解:吴:……其实,苏州的古老、平静、朴素和单纯,往往会使人忘记它还具有一种尖锐的力量,或者说内在的幽怨式的狂野。朱:我觉得这一点你说得相当准确。其实苏州除了阴翳,还有一个相当有意思的特点,那就是杀气。这杀气,也就是你刚才说的一种尖锐的力量。33正如来自湖南益阳的盛可以被故乡赋予了果敢、决绝和巫性的气质,长期居住于苏州的朱文颖也被熏染了地域的特质。在人间天上的、优裕、闲散地“过日子”的苏州,她却领悟到一种“阴翳”和“杀气”。朱文颖的小说总是在平和的叙事中暗藏杀机。所谓“明朗的暧昧”,底子里是如常的表象下的“阴”和“险”。只是朱文颖不夸张和矫饰的世情小说的笔法,使她并不对这“阴”和“险”大惊失色或大喊大叫。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①②③《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第193页,第190页。
  ④安•罗莎琳德•琼斯《描写躯体:对女权主义创作的理解》,同上。
  ⑤《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364页。
  ⑥参见王绯《张洁对母亲的共生固恋——一种文学之恶的探源》,载《文艺争鸣》1994年第4期,转引自《准个体时代的写作》黄发有著,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93页。
  ⑦伍尔夫《妇女与小说》,《伍尔夫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98页。
  ⑧《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王岳川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⑨10《后现代社会理论》[美]瑞泽尔著 谢立中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第143页。
  11《上海宝贝》卫慧著,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12 13陈惠芬《“接轨”时刻的“性别”写作》,《中国女性主义》荒林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第195页。
  14 15《像卫慧那样疯狂》卫慧著,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第25页。
  16《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杨映川卷》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页。
  17 18《谁侵占了我》盛可以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第52页。
  19《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英]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20《沉重的肉身》刘小枫著,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21《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王岳川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
  22 23《沉重的肉身》刘小枫著,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92-93页,第118页。
  24 25《戴女士与蓝》朱文颖著,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第237页。
  26 27《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页。
  28《沉重的肉身》刘小枫著,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
  29福柯《尼采、系谱学、历史》,《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153页。
  30《戴女士与蓝》朱文颖著,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页。
  31《外面起风了》,《亮了一下》戴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
  32《花杀》朱文颖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329页。
  33《古典的叛逆》,同上,第323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