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文学教育的出路
作者：晓 华等
晓华：说到古典文学方面的教学，问题更多，话题也更丰富复杂。因为要谈透起码要回溯到“五四”时代，现在的情形还不是如此？主张回到经典的有，甚至从理论到实践在检讨私塾教学的得失，而另外又有比“五四”更“先锋”的，最近有一批学者与语文教育工作者推出一部语文教材，全是现代文，他们认为对中学生来说，古典文学的学习完全没有必要。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语言的阻隔。其实这根本不是理由，对任何一个语种来说，都存在古今的差别，主要是要看人们的语言价值观与语言策略。就像何平所说的，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反思的东西很多。如果这方面的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中国古典文学教育总归是一种“死”的教育，前途难以预料。
汪政：这不但是一种语言策略，也是一种文化选择，比如我们在经典问题上的两难与矛盾。专家们在文学教育上的担忧，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出在如何对待经典上。这当然也与对文学教育本质与功能的理解有关。在一般意义的理解上，文学教育是对经典的传承，因为文化的一贯性在很大意义上是靠经典来承载的，尤其像我们这种文明史没有中断过的古国，特别重视经典，视它为根，为血脉。而目前的文学教育之所以出问题，据说就与经典不再受宠有关，即以首都师大的这次调查而言，不管在哪个学历层次，传统的经典名家很少有被列在前十位的。
何平：经典问题确实十分复杂，主张保卫经典大都有一种近似的立场，即认为经典一旦形成，就相对稳定。其实，经典并不具有人们想像中的那样强大，具有那样的稳定性，经典也是一种动态的体系，处在不断累积、调整与替换中。即使是古代作品，也未见得有一成不变的经典，发现、重读、解构与颠覆的工作一直在进行当中。
贺仲明：经典一定要不断阐释，不断发展。我觉得经典也应该分出不同的层次，有的更通俗，更适合大众阅读，比如《三国演义》、《西游记》，而有的经典就只在专业层次，如《诗经》中的《七月》，屈原的《离骚》，好吗？绝对好，但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熟悉、喜爱，它可以在文学圈内，在文人知识分子群体内流行。如果不管什么，只要是经典，就要求学生熟悉、掌握，肯定不现实，效果也不一定好。要知道，在我们这样一个有悠久文明的古国，经典数不胜数，现在又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学生们要掌握的知识也实在太多了。
汪政：另外，还要区分教育性阅读与社会阅读、集体性阅读与个人（私人）性阅读。我注意到首都师大的这次调查实际上是针对后者的。在被调查者被要求回答一些公共性的话题时，他们随即给出与文学史及主流文化十分相近的判断，这与他们的私人阅读相差很大。作为教育性的集体阅读，代表国家价值的国民教育从公民素质出发，给予强制性的阅读内容，甚至将其列入学历考核是无可厚非的，但这不能与后者相混淆。我们有些教育工作者和教育部门恰恰在这方面没有分得清楚。
晓华：刚才何平就提到文学状况普查，这看似有点不切实际，其实做一点统计学上的抽样分析不是不可以的，人口普查中也有文化程度、教育程度这一项，任何时候都存在一个文学人口及文学人口的分布、程度与趣味的状态，文学教育确实应该在这种宏阔的层面展开，仅仅局限于学校搞文学教育是不行的，因为社会各阶层的趣味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学状况影响程度要大得多，作为政府，对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教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动不动就提两手抓，其实文化这只手不管从哪个角度讲都显得太软，不过这是每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是到后来又花更大的成本去补课的原因。
汪政：国家教育，个体的自我教育在文学教育中应该发挥好各自不同的功能。专家们在担忧文学教育时常常怀着完美主义的想像，不少人已经忘记了自己少年时偷读“禁书”的快乐时光。现在的阅读情形，人们获得教育资源的途径，已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在学校教育之外，是一个更广阔、更丰富的阅读天地。人们在课堂上的阅读期待与课外的阅读期待是大不一样的。在课堂上，人的角色意识是“受教育者”，是被告知的被动对象，显得更单纯，也更理性，而在课外就不一样了，他更主动，更自由，也更感性。课堂阅读为求知，课外阅读我想大都为了快乐，或者是更实在的功利需要。所以，张恨水、金庸、郭敬明、痞子蔡、安妮宝贝被大量选择。按精神分析的阅读理论，这些作家的读物与人们的性与攻击的本能更为贴近。另外，学校与社会天然地存在着文化上的对抗，学校要保持纯正、严肃，而社会则是实利与多变的，学校的存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社会的纠偏与抵冲，取法乎上得其中，学校教育的悲剧性、教育效率低下、广种薄收是十分正常的现象。
何平：实践意义上的文学教育包含我在前面说的经典传承的使命意义，同样面对当下，承担着新经典的发现、确认，而且，从一定意义上，对于母语和民族文化记忆化石般的存续也不是文学存在的全部意义，文学和生活的关系是多向度的。现在我们所有的思考往往围绕着的是经典意义文学教育，对于你所指出的消费意义、娱乐意义上的文学教育我们究竟有什么作为似乎还知之甚少。不仅如此，在文学阅读开放性和个人化已成趋势的今天，我们的思考不能仅仅局限在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教育。
贺仲明：个人阅读的倡导和引导确实非常重要，但可能更切实的，还是应该在课内阅读中进行改革，毕竟，现在的学生，包括大学生，受课堂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经常听到有学生跟我讲，现在的书太多了，不知道读什么书好。确实，现在的书刊出版发行量如此庞大，即使我们每天不吃饭不睡觉也读不过来。课堂既然占有了学生的时间，就一定要提供给学生很好的文学教育。在这方面，教材、教师素质和教育方法，都是重要的前提。当然，最重要的是教育理念，即我们到底怎样理解文学教育，把文学教育放在一个什么位置，如何去进行。
晓华：指出学校阅读与社会阅读的区别十分重要。社会阅读由于它的非强制性，使得它的消费功能十分突出，即使谈历史、讲人生，把它做成快餐式的东西也比那些经典受欢迎得多，这就是余秋雨、刘墉受欢迎的道理。现在，阅读是一块很大的、也是可持续性很强的稳定市场，大家都在争这一块。一旦换了思路，一切按市场规律办，那就变了，写书的、卖书的都看谁能把得准读者的消费心理，谁在这方面融入更多的时尚与流行元素。之所以为文学教育担忧，就是因为学校这一块争不过社会，经典争不过流行与时尚。
贺仲明：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学校阅读和社会阅读的分离，你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是一套，我喜欢的、课外阅读的又是另一套。这说明目前我们学校的文学教育在很多方面失败了，甚至可以说是文学教育的耻辱。
张光芒：在文学教育上，学校争不过市场，对此我们恐怕还需要反思一下学校这一块存在着什么问题。从学校一方面来说，一味去排斥、贬低市场导向下的文学阅读，和一味地迎合市场、倡导学校为市场服务，这两种态度同样是盲目的，于事无补。在当下多元文化结构中，学校的文学教育特别要注意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前提下，加强对社会阅读的干预功能和引导功能，一方面要从理论上确立新的文学教育理念，另一方面又要研究文化动向和市场需求，以有效的措施促进学校与社会的良好循环。近几年有几家出版社搞的“大学人文读本”、“中学人文读本”效果就不错。其实，市场在不少学者那里不过是一个“想像的共同体”，可以说，根本没有“铁板一块”那样的市场存在。而且，即使在中学生群体那里，潜力也是很大的，只是他们的文学热情没有被充分激发出来。去年上半年，钱理群先生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给高中生开关于阅读鲁迅的选修课，效果比预料的还要好。显然，晓华所说的“学校争不过社会，经典争不过时尚”首先是因为没有真正努力地去争取，更不用说有些人所做的恰恰相反，——将这块空间拱手相让了。如何更新理念和落实措施，应该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