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文学教育的出路
作者：晓 华等
汪政：对这种矛盾有许多不同的态度，我以为积极的态度可能是我们应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学教育的涵义，在学校与社会一体的互动中去理解，这样，就会获得许多启示。比如，学校的文学教育如何更人性化一些，如何在教学理念与教学方式上做一些改进。文学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教育，但现在的文学教育却普遍地不受学生的欢迎，韩少功、张炜等许多作家曾就这一问题发表过很好的意见，他们虽然不是教育专家，所谈也免不了空想的成份，但他们对文学的理解却能从本源上指出富于启发的路径。张炜针对目前的文学教育这样说过：“对待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必须防止过分的技术操作，不应随意把它‘分解’和‘量化’，不能以所谓的学术割伤诗性内容。中小学搞的分段法、段落大意、重点词语、主题思想之类，其机械性、荒唐性延续到大学生研究生那里，就成了自然而然的僵化的学术派，成了呆板的学院体系，不同的是变得更言不及义而已。面对文学作品，正常情况下主要是赏读和感悟，或喜形于色或愤而忘言，于情感冲动之中、于激赏喟叹之中沉浸和领会。离开了这些，舍弃了这些，文学课还不要讲成化学和物理吗？”这些意见我觉得还是有针对性的。文学教育如何实施，确实应该探讨，甚至对它的本性都应该展开深入的讨论，比如，它究竟是一种知识活动，还是一种情感活动，如果是两者兼具，那么又该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等等。
贺仲明：我也很赞同张炜的看法。文学阅读最主要的还是体会，是对文学的感悟，如果完全将文学作品技术化了，文学的魅力就失去了。我们当前的许多教育就是如此，用僵化的、固定的模式去理解文学作品，是绝对搞不好文学教育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古典文学教育也存在，本来非常好的诗，一定要刻板地去对应原义、出处，有时候甚至是无稽之谈式的考证，就将文学的魅力完全丧失了。文学应该是春风化雨式的，潜在地影响人、感染人。
何平：汪政所说的文学、审美教育的学院化很有现实意义。传统的“工具论”、消费时代的阅读时尚等等许多的东西干扰着我们的文学教育，现在我们学院体制、文学教育正逐渐被专业化、知识化，文学世界和生活世界建筑在审美之上的直觉、唤起被抽空，文学教育缺少了直抵心灵的人间情怀。
张光芒：这也正是我前面提到要重新确立文学教育理念的重要原因。在我看来，文学教育在本质上是以创作文本与文学形象为载体，激发读者的审美想像力和主体的自由创造性，通过对历史与人类、他人与自我的情感体验与审美观照，有助于形成一种富有终极关怀与超越性的世界观，从而确立起既保持民族精神又符合时代潮流的个性和独立性。从根本上说，这样的文学教育是“审美教育”与“情感教育”的结合体，它成功的关键不是灌输和教导，而是激励和启示，不是知识的积累和秩序的营造，而是意志的塑造和个性的发展。这种教育与其他教育的最大区别是它的“无用”，但它的“无用之用”正乃“大用”。
汪政：看来，在一种广阔的背景下倡导开放式的文学教育确实很有必要，有人对流行、时尚、通俗十分看不惯，作为一种个人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趣味无争辩。但作为一种笼统的价值观来强制推行，则恐怕欠妥当，这些风格或类型也是文学中的一块，它有它成功的策略，它确实抓到了人的欲望中的一些关键点，它的现实感，它的亲和力，都具有启发性。专业的、学校的文学教育应该突破框框，将文本、课堂与社会生活的壁垒打破。我倒赞成另一种考虑问题的角度，即不要太把文学当文学，把文学太当文学了反而学不好文学，因为对大多数公民来说，不必具有太专业的文学训练，文学不过是人类思想的载体，可以在人文教育的大框架下讨论文学教育的出路，说不定真会柳暗花明又一村。最近复旦的郜元宝提出了“以‘大学文学’替代‘大学语文’”的主张，这一主张表面上强调了文学，认为它可以让学生走向文学经典，提高大学生的文学修养，但他潜在地把文学撑大了，在他的设想中，这“可以从文学的角度帮助大学生的语文训练和人文修养”，它不是一门学问，“而是培养他们作为一个人，通过理解文学来理解人生、社会、生命、世界和历史的一种心灵的综合能力”。这样，考虑问题包括衡量社会阅读、争取相对统一的价值立场就有了较为便捷的通道。
贺仲明：郜元宝的提法可能略有绝对，但肯定是有意义的，大学语文一定要加强文学性，通过文学加强学生的人文素养。事实上还不只是对大学生，对中学生、小学生也应该这样。文学的影响力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文学形象能够影响几代人，甚至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一个国家文学的地位，事实上多少反映了这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文明程度。像那些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法国，文学传统很深，文明素质也很高。
张光芒：早在民国元年，蔡元培在《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中就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在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中，惟后二者“鄙人尤所注重”。蔡元培之所以突出强调后二者，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即将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认为“实体世界”是绝对的、超因果律的、无时空的、全恃直观去把握的；“现象世界”则正好相反。而联系二者的是存在于“现象世界”中超物质形式而自在的“通性”，即“意志”。“意志”在“实体世界”中则变为无目的、无意识，并从而成为“现象世界”各“意志”“最后之鹄的”。要达到这一目的只能依靠教育。由此出发，他进一步指出了实施“世界观教育”的途径，即遵循世界进化史标示的途径使人的“通性”——“意志”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最终“与实体吻合”。一方面要齐万物，破利害，使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息息相通，使思想完全自由；另一方面则要努力渴慕和追求实体世界绝对自由的意志，渐与实体相吻合，使意志完全自由。而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教育方法就是运用“美感教育”，通过这种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间的“津梁”，“以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之计较”。这种“美感”教育具有其它任何教育方式与方法所缺乏的普遍性和超越性，由此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反对一切狭隘宗教，如认为基督教等“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精神界”，也是违背自由原则的；而他所提倡的是一种“广义的宗教”，即“一种信仰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美育代宗教”的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张扬。遗憾的是，随着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进程的进演，实用主义也压倒了审美教育和超越性的思想诉求，直至今天我们对近百年的这种缺失仍然没有进行充分的反思。回想起来，上个世纪初，文化先驱者关于文学教育或者审美教育的意识是极其自觉的，而且在那种思想解放的文化氛围中，文学教育是社会化的，并不存在文学的边界问题，学校也是面对社会和大众敞开的，这一点从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几乎是合二为一的现象中就很明显地反映出来。
汪政：文学教育的社会化的确十分重要，专业文学工作者如何影响和干预社会，也确实是一个十分迫切而又十分困难的事情，如果文学教育仅存于学校，而学校的文学教育又不是十分理想，那该怎么办？在我们这个具体的国家、政府对文化的干预相比较是相当具有力量的，但效果却不能令人满意，现在还得寻找另外的路径。目前，文学越来越成为专业人士的事情，越来越自娱自乐、自恋化，批评、读者服务几乎退场，这当然客观上形成了文学教育的负性大背景，说句不着边际的话，看来是到了开展文学重返社会的时候了。
贺仲明：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涉及到文学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我觉得教育界这些年的觉悟还比较快，像钱理群先生等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反思就非常有影响，《大学语文》也开始有了比较大的改革，当然，要完全形成风气，出现效果，还不那么简单，至少，我们的高考制度应该有改革，这样才能真正影响到中学的文学教育方向。相对来说，作家这方面好像没太听到什么声音。虽然创作是个人化的，但有这方面的意识还是必要的。我觉得现代文学许多大作家在这方面都有比较强的意识，像鲁迅、叶圣陶、朱自清，都这样。江苏作协前不久好像搞了一个文学下学校的活动，效果如何我不知道，但这方面的努力总是好的。当然，不能搞成政治宣传，一程式化就没意思了。出版界其实是被动的，作家和教育界有了好的导向，有了市场效应，出版界自然会响应起来。
晓华：不管是从文学看，还是从教育看，文学教育真不是文学教育本身所能解决得了的。基础教育的现状，各级学历教育的压力，社会生存的困境与紧张，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混乱，文化的碰撞、竞争与断层，功利主义的盛行，制度与技术的崇拜等等，都不是文学教育实施的理想背景，甚至不是文学生存的有利土壤。在大部分人那里，文学只是报纸上的生活类随笔，是随便翻翻的可有可无的休闲。这不是悲观，目前确实是一个相对特殊的时期。马克思主张研究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有没有特别不宜于文学生存的时期？肯定有。而且，还要区别文学生存的各种状态，因此，我以为除了我上面谈到的想法外，社会的良性推进，各种压力的缓解可能才是文学教育的真正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