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消费文化浸润下的文化趣味与意义商品化
作者：杨效宏
一
我们既不去追寻《哈里•波特》产生的世界性的市场奇迹，也不想津津乐道一个毫无文学积累的少年文学天才时尚的流行，我们只从一个很近的文学实践的案例中入手，来认识与体味文学在现代消费社会呈现给大众的表征形态，比如陈磊的《鬼马双雄》这部系列小说。小说的作者放弃原有的职业进行小说的写作冲动是基于家里孩子对其班级内趣闻的不厌其烦的描述。如果严格地按传统的道德准则和审美要求来审视这部系列小说，我们会被成人化的表述、趣味为基调的故事情节展开、异类的话语方式、真实的和不加修饰的年少思想状态以及道德和标准所要求的内容被“刻意的缺场”所产生的“另类状态”而感到惊讶。就在一种可能的“担忧”之时，这部系列以让人吃惊的速度很快地在小学生中间流行开来，一些小学生甚至达到了茶饭不思、“魂牵梦绕”的地步。小读者乃至一些大读者痴迷的原因是“有趣”、“好看”，而一些推荐这本书的老师则有些意味深长地说：可以让学生在对故事的兴趣中“增长知识”。于是，一部小说在一种氛围中流行起来，并在一定的社会层面上达到一种“意义生成”。但是必须注意到，这里的“意义”展开，不是我们习惯思维中的“言说、思想、精神乃至升华”的意义，而是在“主题”之外，在一个交换的过程中生成的、首要地产生着“交换价值”的意义。
也就是说，读者不是因为内省的、精神的升华或思想的提高的需求而去购买并阅读，他在这个购买之前不存在任何的理想化的要求，同时外在的“干扰因素”不强加任何这方面的影响，甚至是有意识地削弱读者在理想的“精神目的性”的追逐。因为对传统上“意义”的强化，会自然地把这部作品导向一种传统的、为一般的现代消费大众所警觉的甬道之中而越走越窄。这是作者及出版机构最不愿意接受到的现实。因为这个读者群如果不能达到理想的“数字”(代表着一定的销售数量的数字)，这部作品首先不能实现“生产者”(作者与出版机构)与消费者(目标读者)“数字层面”的交换，那么这部作品既使包含有多么深广的“精神”意义，也流失于孤寂而又冰冷的“物”的层面(纸张上的印刷体)，其“使用价值”也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为什么一部作品会因为“意义”的生成而担心读者的流失呢?概而括之地说，为什么现代的或曰后现代的文学在意于其“交换意义”更甚于其“使用价值”(文学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教化、理性的追索甚至理想的探求等)。或者我们再追问为什么以前会被大多数人所追捧的经典名著，现在只能静静地踡缩在图书馆高高的书架上，倾听着流行作品的喧哗?或者说这个处在消费文化社会的现代人就不担心经典的“缺场”而使自己在历史的长卷中“消失”吗?我们的生活及其体验生活的指向到底是什么?
这些追问以及更多的这类追问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人以及人的文学在现代消费文化下的关系，我们不得不去关注在消费文化中，或者更为具体地说在一个以市场为轴心运转的消费文化中，文学及其表现呈现出怎样变化。
法国当代哲学家、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布希亚德对消费社会，尤其是大众传播的介入对文化及知识所造成的转型有了深刻的认识，认为：当今社会，文化已经商品化，而商品又已经符码化。也就是说，文化只有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才能被炒作和被关注。商品的价值也已不再是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后现代时期的商品价值，来自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任何商品的消费(包括文化艺术)，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标示其社会、文化品位、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如此，一部现代文化作品，从产生“作品”的这个念头之始，就开始思索“作品”作为市场商品并能有效地满足“作品”的消费对象需求的可能性，或者说是“市场性”。“作品”的创作(用斯潘诺斯话讲是“写作者”)重心就是如何用某种恰当的“材料”来精致地将“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这个外壳充胀，使其丰富动人而具有“卖相”。因此，作品是必须具备“热炒热卖”的能力，必须很快地进入消费文化体系中大众消费需求的“链条”环节。用美国文化学家威廉•斯潘诺斯话讲：后现代文艺的本体是活动本体，过程本体，“这种本体论话语最终建立在一种经常和随时都准备消失的表现之中，所以，它总是暂时的、不可靠的、中断的和分散的，总需要阐释，总要求助于系统分析和解构。”①于是，在这个不具永恒性的文体中，作家和出版机构并不打算充当某种“意义”解读或“精神”延续继承的角色，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交换体系中自己的处境和个体的生命意义的展示。
二
文学作为“交换意义”的符码功能的突现，首先基于作者的权威消泯在文本的平凡琐屑之中。在斯潘诺斯看来，现在的作者已经卸下了“天才”的桂冠，不再是超凡脱俗的叙说着“远景”的“诗人”。作品文本提示着作家仅仅是一个存在于世界之中的“常人”，处于消费社会大众文化之中的“写作者”，不再高居于文学圣殿之上，发出深重的忧患之声，以一个全知全能的视界去审视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以一种恢弘的气度去创作一部无所不包的“宇宙大书”。这些“写作者”已不再当然地去担负历史必然性的使命，同生活中的平凡的人一样充满数不清的困惑和对困惑难以言说的痛苦。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平和的心境中，“写作者”自然地、首先地关注到自身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现状。“后现代作家不想明言小宇宙，他本人从世上的瞩目中悄然隐退。他在无比消极冷漠的距离之中，在一种客观性的呈现之中，漠然地修剪他的指甲。后现代作家是个人生的旅行者，一个明白他或她自己的文化组成角色的男人或女人，而且总是这样去扮演自己的角色。”②
作者或者说“写作者”对精神“权威”的自我的消解，实际上是社会转型的一种自然的走向。在斯潘诺斯看来，后现代主义形式并非仅仅是一种内容的扩展，而是一种存在状态的尺度，因此他认为后现代的本体论既非神性本体论，又非理性本体论，而是一种生命过程本体论，它排除了任何历史决定论和逻辑必然性，赋予个体以无遮蔽的本真的意义。如此，“写作者”将其视线回落到作为个体的人的自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