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文本学视野中的文学研究
作者：龙迪勇
新批评认为，文本即“本体”，它包含了自身的全部价值和意义。这种批评，在文论史上被称为“客观主义批评”，而兰色姆则称之为“本体论批评”。在新批评之前，还没有一个批评派别提出过如此明确的，只在文本中分析其意义的要求。如果说文学是人类社会中一种信息传递的活动，那么它显然也有发送者、媒介和接受者这三个基本环节，即作者、作品和读者。新批评文论家们抓住文本这个中间环节，把它抽出来，斩断了它与作者和读者两头的联系。在新批评派看来，读者是可以排除在外的，因为文本的意义不以读者为转移；作者也可以不必考虑，因为如果创作中作者的意图和动机已在文本中实现，那么研究文本即可，如果没有实现，那么跟批评也没有什么关系。维姆萨特与比尔兹利在他们合写的两篇文章里，分别提出“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就是为了斩断文本与作者、读者的联系。“意图谬见”的锋芒所向是实证主义或浪漫主义文论。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在文章中强调：我们并不能依据作品是否符合作者的意图来判断它的艺术价值。浅薄的作品也许更容易受作者控制，把他的意图表现得十分清楚，而伟大的艺术往往超出作者主观意图的范畴，这就好像瘦弱的驽马任人驱策，奔腾的雄骏却很难驾驭一样。因此，“就衡量一部文学作品成功与否来说，作者的构思或意图既不是一个适用的标准，也不是一个理想的标准。”[11]在《意图谬见》发表后两年，维姆萨特与比尔兹利又发表了《感受谬见》一文，其锋芒直指包括瑞恰慈在内的各种读者心理反映理论。读者反应因人而异，以此为准来评价文学必然导致相对主义。对于新批评文论家来说，“不论是意图谬见还是感受谬见，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结果都会使诗本身作为批评判断的具体对象趋于消失。”[12]
新批评的实践是通过细读，对文学文本作详尽的分析和诠释。批评家好像用放大镜去看每一个字，文学词句的言外之意，文学意象的象外之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不仅注意每个词的意义，而且善于发现词句之间的微妙联系。词语的选择和搭配，句型、语气以及比喻、意象的组织等等，都被他巧妙地联系起来，最终见出文本的整体形式，并由此概括出作品的意义。总之，新批评认为：文学的意义即存在于对文本的细致、严格的剖析中，也就是说，文学的意义不取决于任何外在的东西，而取决于文本自身的逻辑。
这种仅限于在文本内部做反复、繁琐的“细读”的批评方式，显然不能让一贯主张“‘文本内’与‘文本外’之间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见《文本学》自序)的傅修延满意。在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之后，《文本学》总结道：“新批评的任何一种文本解读法都有相当大的启发借鉴意义，但这些方法都不能推而广之，因为‘复义’、‘悖论’、‘语境’、‘张力’、‘反讽’等均属语义学中的子范畴，无论哪一个都不是文本结构的最高主宰。燕卜荪等人的理论既深刻又片面，为了证明其观点的正确，他们在文本中孤立地寻找这些因素，而且正如人们所讥讽的那样，他们只看重富含某种因素的文本，只选取那些适合某种‘刀法’的材料。”13当然，《文本学》并没有把新批评一笔抹杀，接下来，它这样写道：“作为先行的文本主义文论，新批评几乎预示了20世纪西方所有的文本学研究，一切思想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影子，尽管它们之间不一定有直接的传承。在某种意义上，后起的文本主义文论流派都是新批评的‘后裔’，这些流派总喜欢向外界表明它们正是在新批评止步的地方起步，所以我们认为新批评是文本学的‘富矿’。”14尤其对于我们中国批评界来说，“由于在文本解读上长期趋‘远’避‘近’，细读法的极端正可以帮助我们矫正‘视力’，把解读距离调到既高屋建瓴又明察秋毫的位置上来。”15我们认为，这样的总结和评析是恰切的、精当的、深中肯綮的。
傅修延是“文革”后国内首批培养的外国文学研究生，对西方文论有较早的涉猎，对文本主义文论尤为关注。他曾经访学北美，系统学习过西方文本主义文论，听过弗莱与乔姆斯基等人亲自授课。他翻译过不少西方文论，并一直从事叙事学研究，早在1993年就出版过《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一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并于1999年出版了《叙事：意义与策略》(江西高校出版社)一书。所有这些，构成了《文本学》一书西学部分的工作基础。当然，傅修延并不满足于此，他“对于缺乏东方材料却自称其理论体系完备无缺的做法”，“觉得特别吃惊”。他认为：“西方有西方的文本学渊源，东方有东方的文本学传统，不了解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学，光凭着一根西方文学支柱，就想搭建起置之四海而皆准的文本学大厦，岂不是有点荒唐。”(见《文本学》自序)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兼顾中西、以求融通的意识，所以傅修延在接下来的四章里(第6—9章)，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梳理、分析、探讨中国的文本观念和文本传统。这正是傅修延给自己的文本学研究设定的第二个任务。在我看来，这也正是这本《文本学》最具原创性的内容。
当然，傅修延从事这一部分的研究并不是仓促上阵、率尔操觚，而是有着长期的准备，下过扎实的功夫的。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傅修延便花了大量的时间补习国学，增强了古代文学方面的修养，并取得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博士学位。在其博士论文《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的“后记”中，傅修延曾谈到过自己皈依国学的心路历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感到自己越来越趋向本民族的文化，内心深处‘我是中国人’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学英语出身的人，观察、衡量事物的角度与尺度总不免受些影响，我也有觉得外国月亮更圆的时候。然而一旦到了国外，处在异质文化的包围中，我才意识到，就像我的肠胃很难消化牛奶面包一样，真正对自己胃口的还是本民族的文化。用拉丁字母表达的一切，远远不如用方块汉字叙述的东西来得亲切有味。这种感觉后来一直伴随着我，它并未因我的回国而消失，相反却与日俱增，导致了我的学术阵地的‘本土化’。”“我的学术阵地的复归源于国学在自己心中的升值。或许在任何一个成熟的中国学人的心中，西学都不可能与国学等价：中国的学术文化是我们的根本，外来的东西只有作用于这个根本才能获得意义。”由此看来，傅修延对国学的皈依和“补课”，决不是一时之冲动，更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浅尝辄止，而是一种认识的深化与情感的归依。这种“深化”和“归依”，正是一种走向更博大、更深邃的学术境界的前兆。也许我们可以说，这本《文本学》正是傅修延在其理想学术境界里建造的一座标志性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