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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学视野中的文学研究
作者：龙迪勇
傅修延对汉语文本独特性的探讨，首先是从汉字开始的。人类各民族的文字可分为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两大类，它们都能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使信息传递超越时空限制。汉字属于没有形态变化的表意文字，每个字一般表示一定的含义，这种稳定的书面形态对于克服语言的时空差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除中华民族外，世界上主要民族的文字基本上都是表音的，甚至连借用了方块字的日文和朝鲜文也属于表音系统，唯独汉字不但有“音”而且有“形”，并因此而赢得了“第五大发明”的美誉。“由于汉字具有一种以形表意的特点，汉语文本不但是声音组成的系列，同时还是复杂的笔画与偏旁部首构成的图形系列”。17汉语文本中为什么会出现对偶艺术?关键就在于汉字是一字一音形态稳定的独体文字，正如王力所说：“惟有以单音节为主(即使是双音词，而词素也是单音节)的语言，才能形成整齐的对偶。在西洋语言中，即使有意地排成平行的句子，也很难做到音节相同。那样只是排比，不是对偶”。18傅修延认为：“对偶艺术反映了中国人部署文本时的一种注重结构平衡的要求，我认为它源于汉字本身的‘二合’特性——相当一部分汉字是由上下或左右两部分组成，还有许多汉字呈现出强烈的轴对称意味，譬如说将‘文本’二字分别沿中线对折后，其左右部分可以基本重合。”19这种所谓的“二合”，既是汉字的一种表现形态，也是中国人的一种认知方式或思维方式。关于这一点，申小龙说得好：“每一个(汉)字的构形，都是造字者看待事象的一种样式，或者说造字者对事象内在逻辑的一种理解。而这种样式和理解，基本上是以二合为基础的。……会意字的基本形式是两个(少数是两个以上)象形符号的组合。”20正因为这种“二合”思维的作用，所以中国古代诗文中存在着大量的骈词偶语，有的文本甚至通篇都是排偶。除了字形，汉字的读音也具有某种“二合”性。根据语言学家的总结，汉字的音节由声母和韵母组成，声母和韵母之间构成对立的平衡。韵母内部有韵头和韵尾，韵头有开合、洪细的对立平衡，韵尾有阴声韵与阳声韵的对立平衡。就声调而言，汉语读音有平、上、去、入四声，这四声可构成高与低、平与仄、舒与促三种对立平衡。因此，“我国古代诗歌的格律要求(平仄与对仗)就是“二合”思维的重要体现。21
在对“汉字与文本”的关系进行别具慧眼的发现之后，傅修延又对“词句与文本”、“文本单位与文本”的关系进行了新意迭出的分析。比如说，《文本学》对成语的分析就鞭辟入里、匠心独运，读后让人产生无穷的启迪：“汉语词汇的‘二合’不仅表现在组词用字的数量上，而且表现在明暗两重词义的‘二合’上。汉语在世界上之所以被认为是最富于暗示性的语言，其中一个原因是汉语中的成语甚多，许多成语后面都隐藏着一个生动的故事，这样就使得我们的词汇常常含有明暗二义。” 22汉语中的成语来源甚广，源于先秦寓言与历代故事的成语在其中占了相当的比重。汉民族的文化传统一贯注重含蓄精炼，这对成语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先秦诸子之文都经过千锤百炼，一切可有可无的文字均已删削殆尽。叙事的简略化导致了故事的小型化，于是吉光片羽式的诸子寓言逐步压缩演化为成语，融入并丰富了汉民族的常备词汇。“先秦之后，还有许多广泛流传的历史故事循着这条轨道演变为成语，这些成语汇集成了一个脍炙人口的庞大的故事库。人们在使用成语时，实际上等于从中挑出某一故事，心领神会地传递不欲言明或不便直言的信息。……含事成语在言语交际中的运用，与东周时代的‘赋诗言志’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类借助另一套符号体系来传情达意的做法代表着一种国粹，它的后面是注引重征与隐喻的文化传统”。23
在对汉语文本的独特性进行分析之后，《文本学》又分别对“中国古代辨体分类中的文本观念”、“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的文本观念”, “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的文本观念”进行了探讨。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作具体分析。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深入宝山去寻幽探隐，相信定会如入山阴道中，面对无穷的宝藏目不暇接，并最终带着启迪满载而归。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傅修延给自己和有志于文本学研究的学界同仁设定的第三个任务是“和合创新、眺望未来”，以构建更具涵盖性的文本理论。在分别对中西文本观念进行梳理、分析和评述之后，《文本学》在第十章开始了对“文本观念的中西比较与综合分析”，就构建更具涵盖性的文本理论提出了初步的看法。当然，要真正建立起更具涵盖性的文本理论，还须假以时日，它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最终达到目的。但不管怎么说，傅修延推出的这部《文本学》已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它对于文本学的未来发展，对于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建设，都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20世纪的文学研究是一种在文本学视野中展开的研究。且不说新批评、结构主义等专注于本文的文论流派，就连关注文本背后的世界的社会历史批评、关注作者生平的传记批评以及关注读者接受的读者反应批评，也都不同程度地与文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由米尔曼·帕里和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所开创的“口头诗学”(也称“帕里-洛德理论”)，也与文本息息相关。自然，我们一般接触到的阅读文本与“口头史诗”的文本是不太一样的，“在口头史诗的传播过程中，是艺人演唱的文本和文本以外的语境，共同创造了史诗的意义。听众与艺人的互动作用，是在共时态发生的。艺人与听众，共同生活在特定的传统之中，共享着特定的知识，以使传播能够顺利地完成。特定的演唱传统，赋予了演唱以特定的意义。演唱之前的仪式，演唱之中的各种禁忌，演唱活动本身所蕴涵的特殊意义和特定社会文化功能，都不是仅仅通过解读语言文本就能全面把握的。”24有时，艺人会根据表演的具体情况而对文本加以修改或歪曲，以至于最终表演出来的东西与原始文本大相径庭。然而，尽管“口头史诗”的文本与语境关系密切，但由于语境的难以把握性，所以“口头诗学”在研究中注重的仍是文本。“口头程式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倾向于将侧重点放在文本上而非语境上。实际上，其方法乃是通过在同一部史诗的不同文本之间进行审慎深细的比较考察，来确定其程式与主题。故而，尽管帕里和洛德赞同现场史诗表演的实地研究，以修正他们自身在书斋中钻研史诗文本的这一局限，但是，他们因循的侧重研究依然是关注文本而非语境。”25
我们认为，只要抓住文本，就不但能对很多老问题做出新的理解，而且还能不断发现新的理论问题。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朱丽娅·克里斯特娃、热拉尔·热奈特等人对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精到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果。在《隐迹稿本》一书中，热奈特把一篇文本和另一篇文本之间的关系分成五种类型：第一类是“互文性”，也叫“文本间性”，即：“两个或若干个文本之间的互现关系，从本相上最经常地表现为一文本在另一文本中的实际出现”。26 这种类型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为引用、剽窃和暗示。“第二种类型由一部文学作品所构成的整体中正文与只能称作它的‘副文本’部分所维持的关系组成，这种关系一般来说不很清晰，距离更远一些，副文本如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等；插图；请予刊登类插页、磁带、护封以及其它许多附属标志，包括作者亲笔留下的或是他人留下的，它们为文本提供了一种(变化的)氛围，有时甚至提供了一种官方或半官方的评论”。27第三类叫“元文本性”，这指的是一篇文本和它所评论的文本之间的关系。第四类叫“承文本性”(也叫“超文本性”)，“以此表示任何联结文本B(我称之为承文本)与先前的另一文本A(我当然把它称作蓝本了)的非评论性攀附关系，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嫁接而成的”。28第五类叫“统文本性”，也叫“广义文本性”，指的是文本同属一类的情况。
热奈特在《隐迹稿本》中，研究的主要是第四类即“承文本性”(或“超文本性”)。其实，在文学史上，“承文本性”的例子不在少数。如美国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所写的后现代小说《白雪公主》，与德国作家格林兄弟所搜集整理的同名童话故事，就是“承文本性”关系。又如，这两年在互联网上大受青睐、广为流传的《大话西游》，与经典小说《西游记》也是一种“承文本性”关系。看来，从“承文本性”的角度，我们不但可以重新认识许多经典作品，而且可以洞袭许多文本生成的秘密。
在《文本学》的最后一章中，傅修延从传媒变革的角度，对互联网上电子文本的“超文本性”现象进行了分析。我觉得，这一章的价值不在于得出了什么明确的结论，而在于它对于未来的文本学研究提出了无限的可能性。傅修延说得好：“将纸质文本变成电子文本，不仅仅是改变了文本的‘呈现’方式，更重要的是使得文本有了‘接通’其他文本的可能。”29是啊，正因为有了这种“接通”其他文本的可能性，我们的文本学研究才会有无限广阔的天地。
(作者单位 ：《江西社会科学》编辑部)
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②⑤⑨13 14 15 16 17 19 21 22 23 29傅修延：《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
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其批评传统》，北京
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⑥⑦⑧史忠义《20世纪法国小说诗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⑤⑩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
版。
11 12威廉·K·维姆萨特、蒙罗·C·比尔兹利《感受谬见》，载赵毅
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8王力《王力文集》第十九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20申小龙《汉字人文精神论》，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4 25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一洛德理论》，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6 27 28热拉尔·热奈特《隐迹稿本》，载《热奈特论文集》，百花文
艺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