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面向思的对话诗学
作者：汤凌云
昌耀的诗歌中的爱欲话语是对两性间对话的渴望式表达。除《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傍晚·篁与我》等很少的文本表达过爱欲的满足外，更多的时候爱欲是作为昌耀渴望对话的重要根源而进入书写视野的。《痛·怵惕》已隐含着情感痛苦的因子。《小夜满夕》展示其缺乏同路人而灵魂渴望自卫的灰色心态，是基于恋人之间隔膜的真切体验。《凭吊：旷地中央一座弃屋》弹奏出失去爱情后忧愤而悲伤的调子。《迷津的意味》是爱情遁逃、情绪死亡的阴郁。《悒郁的生命排练》是梦境中对爱人牵挂的表白。《你啊，极为深邃的允诺》表达的是绝望的病人对爱情/友情的渴求，对危亡状态的挣扎与信念，对幸福允诺的渴望。《我的死亡》、《无以名之的忧怀》、《寄情崇偶的天鹅之唱》是《伤情》系列。从尚抱爱情的幻想与执著持守，到爱情不再的失望与不平，对死亡的思考，“朋友迦檀如此对我诉说”的叙述套式似可减轻其精神痛楚，但因对话者缺席而产生的愤激、痛苦情绪还是表露无遗。《两只龟》则将抽象事理形象化，通过对两只龟的描写生发“爱与不爱”都失去意义的无奈之叹。《告喻》宣扬的是仅有爱还并不能够幸福，仅有恨也并不能够幸福的告喻。《一个早晨》、遗作《一十一枝红玫瑰》是对异性间友情的牵挂与依恋。是沟通的不默契或作者“永不解成熟的理想主义者的执拗、坏习性”所致，还是诗人受情爱的渴求驱使？借鉴福科《性史》关于“身体技术”的论述，由于性别政治、身份政治的差异，以及两性间在日常习惯中所形成的文化冲突而产生的对话困境的微观政治学意义，在昌耀追述两性间情感交流受阻/失败的文本中有隐约表现。
昌耀对人的此在状态的理解，与海德格尔哲学所强调的“人与存在的契合（Entsprechen）”的领悟/感悟有关。但也吸收了儒家文化立足现实、关注现世的人文品性，又从道家文化身上找到了超越现世的人生智慧。老庄哲学主张以审美的心游姿态对待万物，“齐死生，同人我”，入乎人世（日常生活）而不为人世所累，《庄子·大宗师》云：“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为友矣。”《庄子·知北游》云：“死生有待耶？皆所有一体”；又云：“死也，生之始；生也，死之徒，孰其纪？”在庄子看来，生死既无差别，又是相互循环的，故主张以超然冷眼看破如梦人生，以镇定、冷静的心态审视生命真相，把握宇宙之道，生死如一，融入大化。关于死亡，昌耀多次展开过想像/幻想，如《骷髅头串珠项链》、《谣辞》、《街头流浪汉在落日余晖中遇挽车马队》、《迷津的意味》、《戏水顽童》、《风雨交加的晴天及瞬刻诗意》、《晴光白银一样耀目》、《我的死亡》、《寄情崇偶的天鹅之唱》、《权且作为悼辞的遗闻录》、《主角引去的舞台》等。昌耀的想像是诗意的，他视死亡是与生命相对应的另一种生命形态或存在方式，是生命的延伸与拓展，似乎留有老庄哲学逍遥生死观的印记。“在藏传佛教乃至所有佛教中，人之死不是生命之恶，而是生命本然，一如人之生。生死轮回，善恶报应，人生本然，已在善恶之外。因此，佛教从来就不以生喜，不以死悲，反倒是以死度生，最终将生死置之度外”。④昌耀常年生活的西部地域，深谙藏传佛教思想，其难以忍受病痛而自我结束自然生命的方式表明，面对死亡，他没有哈姆雷特 “to be or not to be ” 式的提问，他的无畏心态、“向死而生”的勇气，也与佛教所宣扬的死后复生的心理寄托不无干连。
昌耀道说此在思考的是个人与他人共处的问题，是对交往主体间性的强调；他对人生意义的拷问则更多地带有自我分析的成分，传达的是具体的、个别的、孤独的存在者关于个人与自身的对话，即个人的自我感问题。昌耀关于个人与此在、个人与人生的对话，其意义在于展示出个体存在的有限性、具体时空的有限性、个体视点的有限性与宇宙世界无限性之间对话，其行为是可贵的，但其悖论性的对话情境与状态却又是难以避免的。
三
有论者指出：“读昌耀的诗，你会发现真实的人生之旅，被放逐的游子寻找家园的渴意以及灵魂的力量。”⑤为了给灵魂以可靠的支点、给生存以坚定的信仰，他惦记着寻找精神的家园，这是听候召唤上路的选择（《听候召唤：赶路》）。《91年残稿》是诗人重新开始旅行的内心宣言，这重新“开始的旅行仍当是家园的寻找”，而寻找家园的灵感源自破晓时分河边鸟儿的呼唤。《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是最为典型的对话体文本。该诗副标题为“灵魂与肉体的浸礼：与俄罗斯暨俄罗斯诗人们的对话”。“俄罗斯”是个有着丰富的意识形态喻涵的词。这首诗着意营构一种全球化语境中的多声部的对话情境，也是昌耀寻找精神家园的行动展示：既有政治理想、革命信仰层面的涵义剖析，也是对自我身份认同与语言本体的烛照。
昌耀悲悯的仁爱情怀并未因时代的变故而消亡，诗人的内心渴望拯救，“不仅只在生理层面，且是直达于渴求涅槃之境的为人类灵魂的拯救”（《风雨交加的晴天及瞬刻诗意》）。不消说他视西部的民众为众神，而且还关注弱势群体的存在。他敬重残疾的生命，赞美他们生存的意志与伟力（《俯首苍茫》、《地底如歌如哦三圣者》、《挽一个树懒似的小人物并自挽》），关注落荒而不失尊严的农民（《想见蝴蝶》），诗人看重的是这类人物形象的内在精神含量与人格力度。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王阳明以良知发现宣扬其“一体之仁”：“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答顾东桥书》，《传习录》中，《全书》卷二页九）在科技迅猛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等全球化趋势等因素的刺激下，经济实用理性与人类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对此昌耀是敏感的。在《鹿的角枝》、《海牛捕杀者》里，他讽刺与批判了人类的麻木或残忍。《海牛捕杀者》是对人类狡诈、残忍行为的反思，以形象的话语呼吁道德行为的正当性与合道德性，主张人类与生物界其他生灵的和谐共处。昌耀诗歌中的悲悯的仁爱情怀，与儒家对于人类同类感、共通感的理论灵魂有吻合处，也与佛家的慈悲心怀、基督教的感恩之心不无关联。从哲学的维度加以阐述，可以发现他为改善/改变一个时代普遍的精神状况、提升民众的人生境界的努力的程度，因而具有了建构普遍伦理的参考价值。
在海德格尔看来，任何一个现实的存在物，都是天、地、神、人的“集合”，即任何事物都与世界其他事物相互联系、作用、影响，是集无穷的东西于一身的存在。消解对自然导致的人类中心主义，成为昌耀追求“天人合一”境界的基本动力。高山是天人相通之所，《淮南子·地形训》云：“昆仑之邱，或上倍之，是谓风凉之山，登之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在古代，昆仑乃神灵居所，也是人获得神性圣地。西部山高且多，很大程度上成了昌耀进行天人相通式写作的丰富素材。他多次为青藏高原塑形（《青藏高原的形体》系列）。他在西部寻找着身份的认同，还在《这是赭黄色的土地》、《荒甸》、《凶年逸稿》、《莽原》、《河西走廊古意》、《旷原之野》、《河床》、《盘陀：未闻的故事》、《苏动的大地诗意》等文本中在描摹草原/荒原地理风貌时赋予对象以雄浑、壮阔、沧桑、古朴等人文品格，流放地因而也具备了佛教净土的意蕴。《牛王》、《人·花与黑陶砂罐》、《金色发动机》、《一只鸽子》、《花朵受难》、《兽与徒——有关生命情节》、《秋之季，因亡蝶而萌生慨叹》等篇，则在飞潜动植意象身上寄寓了生命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