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压抑的，或自由的
作者：张学昕 刘江凯
二
如果让我们用两个词来概括余华新作《兄弟》,我们会用“压抑的”和“自由的”来形容余华的写作状态和文本特征｡这种判断,既指小说的内容特点,也指小说创作上的变化｡从小说内容上讲:《兄弟》上部写了一个压抑的年代,而下部则试图描绘一个相对自由的年代｡正如《兄弟》“后记”中所述,小说的“前一个故事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在前一个故事里暴力和爱情,血腥和温情,短暂的幸福和持续的悲伤等构成了巨大的艺术张力, 作品在一个压抑的年代里体现了强烈的自由精神,作家显然采用了一种超然的反观历史的叙事态度｡后一个故事里时代的禁锢已经解除,人们有了更加自由发展的空间和机会,作品描绘了自由时代的社会繁荣和个人命运的变迁,遗憾的是作者在下部中失去了审视现实的高度,并没有从中抽离出深刻的生命体验或者人生哲学来｡在《兄弟》(上)中,革命和理想似乎代表了伟大的自由,实际却压抑了自由,而《兄弟》(下)中金钱和命运似乎已经得到了自由实际上却重新陷入压抑;上部中,个人选择的自由等被压抑的元素,在下部中得到了自由的爆发｡而像宋凡平的夫妻情,李光头的手足情这些自由的元素却在下部中几乎消失不见｡从人物关系来看:李光头和宋钢两兄弟的生活,一同贯穿了这两个时代,他们共同从压抑的年代走向了自由的年代;他们在压抑中享受过自由,同样在自由中备受压抑｡他们一个代表着压抑,另一个代表着自由,他们又互相代表着对方;他们是矛盾统一体,是一种共同体的分裂物;他们在裂变中裂变,爆发中爆发;他们在压抑中寻求着自由,又在自由中重新陷入压抑｡兄弟二人和他们的时代一起表达了一种现实体验与历史经验:人既是自由的也是压抑的,所以每个时代是自由的也是压抑的｡唯一不同的是哪一个更多一些,谁在享受它们而已｡从创作变化的角度来讲,如果说《兄弟》上部还基本延续､综合了前期作品里的许多元素,是一种 “压抑”元素偏重的叙事方式;《兄弟》下部则完全由压抑状态走向了肆意过度的“自由”,人物张扬､情节拖沓､语言失控等毛病严重地冲淡了作品的艺术性,正是这种“自由”的写作让作品加厚了页码,在多赚了版税的同时也稀释了读者热烈的期待,我们以为,把下部压缩一半可能恰好｡当余华把笔伸向当下自由经济的时代时,他的写作和他笔下的故事也沾染了许多自由经济时代的衍生物｡《兄弟》的出版一方面宣告了余华压抑创作状态的结束,表明了作者不愿一直停留在历史回忆的叙事中,而要努力开拓现实生活的创作疆域,以期获得更大文学自由的意图;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余华在重复从前的同时既有突围的希望也铸就了下坠的可能,也似乎开始显现出作家想超越自己的困难和无奈｡
《兄弟》无疑会成为余华创作生涯中的一个标志性的文本,无论是成功的或是失败的,它都表明了作家创作方向上的第二次变化和探索｡我认为余华的第一次转变是一种形式转变｡主要是作者对写作对象在叙事立场､叙事态度的转变而导致文字风格上的强烈反差,从先前高蹈的形式实验､叙事探索､客观而冷酷的叙事态度,重新回到注重故事､人物､情感及内涵等传统的文学主题｡那是一种相对容易的转变｡而这一次余华试图完成的是一种内容上的转变,由从前的历史叙事向当下的现实生活叙事转变,余华的写作对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必然给写作带来新的挑战和希望｡《兄弟》之前的余华很少写到当下现实生活,阅读的当下性并不强烈,大多是沉浸于或远或近的历史回忆中表达对写作对象的冷静或同情｡但在《兄弟》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余华要从历史进入现实的意图,甚至在形式上都以上､下两部描写的不同内容,构成了这样的一种过渡宣言或者说扭转的比照｡
结合余华的创作历程来看,他的作品其实一直有这种既压抑也自由的感觉｡先锋时期的余华更多的就是压抑感｡我们熟知他的血腥与残忍,冷酷和无情,《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等作品,在令人心惊肉跳的暴力和血腥描写中,我们的神经一直被压抑着,同时让人着迷的,是这种压抑的感觉最后却通向了自由的境界｡也许暴力和血腥是从压抑通向自由的最后一个通道,所以,当我们从余华早期作品的那种阴沉､抑郁的阅读体验中走出来时,这些压抑反而引发了我们内心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一个小孩子在雨中空旷的黑夜里孤独的无依无靠的呼喊,却无人应答,这是一个让人战栗的意象,我们相信很多人都曾有过类似的体验,孩子的心被黑暗和恐怖所囚禁,孤独无助和压迫感好像随时会让我们的心脏爆裂｡这个时候,任何一个温暖的回应都会让心灵从压抑中得到释放,重新获得自由与平和｡到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时期,余华变得温和起来,他不再以冰冷的笔尖无情地刻画他的人物了｡但在我们看来,这个时期的余华,不过是完成一种由压抑向自由的自觉转化｡他描写的内容开始有了亮色和人情味,死亡､丑恶､暴力等压抑性的写作元素应用得越来越灵活,幽默､乐观､同情等富有自由色彩的写作元素则越来越丰富;人物命运也从一味地悲凉与灰暗中解脱出来,多了些明亮的暖意;这当然意味着作者的写作立场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作者不再敌视现实社会和险恶人性,不再以先锋前卫的姿态与现实构成表面上的紧张对话关系,而是实现了一种富有韧性的内在的对话关系｡我们认为,余华这个时期的写作,对压抑和自由这两种写作元素的处理是最和谐的,也是他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写作阶段｡压抑并不全然是消极的因素,适度的压抑能让人拥有阅读的紧张感,充分地和现实生活中的压抑经验联系起来,从而增强艺术感染力,而过分地压抑则会显得虚假造作起来;自由也不代表无可挑剔,适度的自由会带来美好的艺术享受,官能的愉悦,而过度的自由则容易变得低级无聊｡
读完《兄弟》上部时虽然觉得略有瑕疵,但却很期待阅读它的后半部分｡但读完《兄弟》下部时我们却异常地失望,不仅仅是可读性､艺术性大大减弱的问题,而是文本的叙述和对生活的审美判断迷失了方向｡可以说,整个《兄弟》下部,过分地走向了写作的自由,情节灌水､牵强之处很多,对当下的流行风潮和社会现象,如选美比赛､韩剧热及小人得志后的种种表现进行过度夸张而几近于无聊;特别是人物失衡游离,整个叙述情节似乎成了李光头一个人自由表演的舞台,宋钢明显处于一种陪衬的地位｡江湖骗子周游也显得有点突然和孤立,他的出现除了向我们展示种种骗术和领着宋钢吃苦受罪外,剩余的印象就是他还是一个痴狂的有点可笑的韩剧迷｡余华在人物塑造方面显得两极对立,且颇有点血统论的色彩,李光头生猛彪悍,宋钢则善良懦弱,因为失去了必要的叙事细心和耐心,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很不自然,性格推动下的情节因此而出现无法解释或者勉强照应的现象｡如宋钢的性格,他继承了父亲宋凡平的善良､正气和执拗,但他同时也成了愚蠢和懦弱的代表,不时地表现出让人无法理解的呆笨和固执｡余华在刻画兄弟二人的性格上最大的败笔就是让兄弟二人对林红的爱情充当了分割兄弟情谊的尖刀｡我们不敢苟同李光头是一个痴情汉,这个玩遍了刘镇女人还嫌不够的暴发户,在最后的性扩张中,将他的大旗插在同生共死､患难与共的兄弟的老婆身上时,显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苦苦等待二十年的痴情汉和一个性压抑的最后爆发｡林红则成了用黑白宝马迎接,踏着几千美女用肉身铺就的台阶登上了最高领奖台为李光头揭幕的女神｡宋钢的无用和固执外出为李光头和林红的乱伦提供最充分的机会和保障｡之后却是兄弟情和夫妻情的复生,李光头和林红在负疚中自食其果｡这样做虽然在叙事上会十分省力和方便,但却从根本上损害了人物性格和故事发展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