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压抑的，或自由的

作者：张学昕　刘江凯

　　《兄弟》(上)(下)的文字风格固然是统一的,但我们更欣赏前半部的简约而丰富｡它似乎在不经意间就化解了历史的积重,点化了人心的僵硬,传达出深刻､丰厚的内容｡从美学角度来看,余华在悲剧的力量､幽默的艺术､人情人性的刻画､社会历史的描摹,生活生命的体验等深浅不同层次都发出了声音,作品意蕴的能指呈现出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等辐射性的特征｡而下部则在“人拥抱现实”后并没有一起走向当代社会生活经验的深处｡余华写了金钱､人情､爱情､亲情以及现实生活的复杂和浅薄,人心的贪婪和虚伪,人性的丑恶与美好,但他并没有接续和升华小说上部中体现出来的简洁的艺术精神,他对现实生活经验的处理虽然不避世俗却没有超越现实,他的现实生活叙事失去了历史叙事中的那种简约丰富､准确敏锐和非凡的艺术表现力､哲理思辨性｡在整部《兄弟》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有精神深度的人物形象,套用的“大话”噱头手法,更是破坏了写实原本应有的文风和格调｡总的说,这部《兄弟》,较以往的写作并未给我们提供任何新鲜的､令人震撼的写作元素,没有让我们体会到一个优秀作家超然的写作立场,尽管《兄弟》中也确实存在着和许多优秀作品一样的艺术质素,但阅读的全过程却告诉我们:《兄弟》的出世是急迫和失去耐心的,是作家创作心态调整过程中的不成功的产物｡
　　
　　三
　　
　　类似于《兄弟》的艺术缺陷,其实是当代文学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当我们把观察的范围扩大或推及到更多的当代作家的写作时,我们会发现,作家们在处理写作的“压抑和自由”时都不轻松,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在一个有相对叙事长度的结构中,真正地建立属于自己的自由而宽阔的精神时空,的确对任何一位作家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里有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文学现象:当代文学为什么总是难于写出现实的历史感或历史的现实感来?也就是,难有能写出我们时代生活的经典之作｡越是对于相对切近的年代,我们似乎越容易失去叙事的耐心,越难写出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文学艺术精品｡余华或许是太想通过长篇对现实生活发言了,他没有丝毫的保守,所以,《兄弟》的写作呈现出一种一泻千里､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局面｡余华写的顺手而尽兴,他在文坛的地位和对写作的自信,让他有理由相信自己的感觉,他没有停下来仔细地剪辑和耐心的沉淀,在商业化出版手段的推波助澜下,作家的创作心态如果不能保持冷静和超然,不能有坚守艺术阵地的牺牲精神,其结果便是用篇幅的延长扭断了自我的､艺术的坚实性和连续性,由高贵的艺术殿堂滑向了文学的“自由市场”,把文学当作谋取名利的高级手段,一方面赢得了现世的丰厚利益,另一方面却输掉了文学对历史的虔诚和长久记忆｡当然,作家的创作心态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但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保持创作心态的稳定与平和是必要的,如何经受得住现实的､俗世的诱惑,确实需要作家内心的有效把持｡我们更愿意相信,余华《兄弟》的创作失误,是他想主动调整自己写作方向､努力证明自己描写现实生活能力的一次不太成功尝试,这毕竟是一个作家敢于面对现实生活的一次诚实的挑战,而对于读者来说,也应该是件可以理解的事情｡要对一个还活着的时代说话,对于任何作家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一个写出过伟大小说的作家,我们不能苛求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永远高于前面的作品,我们应该给予作家以保护的心态和等待的时间,真正伟大的艺术既不会欺骗读者,也不会欺骗作者,没有人会骑在艺术的头顶上行走,因为艺术本身最后会证明一切的｡
　　《兄弟》出版后各界的反应,使我们不由得想起了另一位先锋作家:格非｡2004年格非的新作《人面桃花》被认为是一部“逼近经典”的小说,但这部被广为称赞的小说并非是对现实生活的当下叙事｡和十年前《欲望的旗帜》相比较,格非的历史叙事能力显得更加游刃有余｡坦白地讲,在90年代以后,要想写出被同代人认可的现实生活叙事的长篇作品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我们可以列举出莫言､苏童､李锐､张炜､王安忆､残雪等一大批当代名家,就会吃惊地发现,他们最有代表性的长篇作品都不是描写当下现实生活的｡面对这一普遍的现象,我们不由得会思考,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左右､影响着作家们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表达能力?在作家､历史､现实这三者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样隐秘的对话关系?《兄弟》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思考起点｡对于《兄弟》试图表现的两个时代,我们可以概括为:历史和现实｡通过阅读比较我们发现,作家在历史叙事和现实生活叙事中感受到的自由度和压抑感是完全不同的,历史叙事显然要比现实生活叙事更富有想象的空间和艺术自由度,作家和时代的距离必然会影响到他观察和思考的深度和视野｡作家的写作,与出版､阅读等文学流程本身同处在时代的直接作用下,作家如果不能冷静､耐心､深刻､超然地对待生活,没有超越常人的睿智和表现,如果不能抗拒时代以及自我的焦虑,是很难写出被同代人认可的作品的｡所以,我们认为,《兄弟》表现出来的缺憾可能是一个普遍的文学现象,余华所遇到的问题也是很多作家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余华以及他走过的文学道路,正是中国文学最有活力的年代,这一二年,格非､苏童､余华等先锋作家都相继拿出了自己新的作品,这无疑会给当代文学带来新的活力,也将会为我们观察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提供一些新的维度｡
　　现实的必要的秩序,可能会让我们失去某些自由;生命的难掩的压抑,可能会让我们失去一部分快乐｡而文学正是压抑之水中的自由之舟｡在人类备受物质束缚的历史和现实之中,惟有文学才能承载起每个人对自由的渴望,带给我们内心的抚慰｡因此,我们既有理由期待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更需要尊重每一位有责任感的作家｡余华是一个敢于挑战自己的作家,《兄弟》虽然没有帮助他实现第二次“转型”,尽管它还影响了我们对他真诚而耐心的期待,但我们想,余华毕竟还没有完全丢掉自己,也不见得就迷失了方向,更不意味着笔力的衰竭｡淡出对历史的回忆,直面现实生活的挑战,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写作转向和积极的策略｡以余华的创作成就和既有的经验来看,他需要做的只是保持好创作心态,摆正创作姿态,付出更多的艺术耐心和细心｡这一次,《兄弟》宣告了余华写作的姿态和方向,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创作时期或许是每一个作家都无法回避的“黑障区”——要么死在这里,要么看到更美丽灿烂､更广阔的星空｡
　　(作者单位:张学昕,辽宁师范大学;刘江凯,东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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