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存在之乡的野草
作者：郭 力
作者以十分复杂的内心情感写道:
在我自己做了母亲之后,再从历史图片中看到那些十二三岁的德国孩子,在纳粹德国即将覆灭的前几天,列队接受“元首”的接见,准备开上战场充当炮灰的情景,我说不出我的感受｡我想,一切战争狂想都是有罪的,所谓“圣洁的情感”,不能减轻丝毫的罪恶,那些满脸稚气的德国孩子,会说他们纯正的雅利安血统不是圣洁的吗?⑨
回顾自己这一代青少年时期成长的轨迹,作者对自己曾经保卫的“圣洁的情感”而感到良知的不安,因为她从纳粹青年党卫军暴行看到“红卫兵英雄”革命行动之间的本质相似性,同样的残忍,同样的人性恶行｡作者把解剖刀对准了自己,“我想我们有必要明白我们这快土地曾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必要回答那个总是被回避着的问题——这些坏人究竟是怎幺教育出来的 ?” {10}不再为自己开脱,也绝不袒护同龄人因为年轻而犯下的罪恶,为人类存在过的苦难钉杀伪善的旗帜,以及旗帜上的血腥和污秽｡就像作者钟情的珂勒惠支,她以一个母亲痛失儿子的永恒苦难,塑写战争的罪恶,拒绝遗忘｡战争的钢铁猛兽碾碎了母亲用爱创造的生命,但是,“种子是不该磨粉的” {11}这是所有母亲对暴行的谴责!
法西斯摧毁了什幺?答案赫然清楚:摧毁了人的道义良知!摧毁了人的自由理念!摧毁了人的个性精神!从此,人的生命不再有阳光,人性坠入黑暗之中｡
这是筱敏书写的意义所在｡鲜明的知识分子精神立场以及独立思考的自觉意识,使她对一切以革命名义犯下的暴行保持高度的警觉,也使她对人类命运充满忧患意识,在批判极权主义思想暴政的同时,她希望德意志暗影永远不再覆盖人类的未来｡
二､“遥想法兰西”:1789年的革命原则
筱敏认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是个人权利的自由平等｡正是由于这个原则使这场革命不同于人类以往任何运动,如果说它是风暴,那么它就是一场会播种的风暴,把自由的理念播进心田,在人们的生命中开花结果｡可以肯定的是,没有1789年,就没有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础｡
自由,平等,财产,安全,反抗压迫,信仰､思想和表达的权利,人民主权,三权分立——这些著名的1789年原则,为近代世界奠立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新的普世价值铺设了基石,它的诞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以致人们在言说现代社会的时候,只能把1789年作为起点｡{12}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内涵十分复杂的革命,所涉及到的思想边界非常宽广,学术界争论很大｡筱敏对1789年的分析具有思辨色彩,表现为对“革命”自身的吊诡现象思想辩难的过程｡因此,在筱敏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中,1789年与1793年有了本质的不同｡使筱敏激动不已的是1789年的原则——权利和自由,它呼唤人类自由的形象,肯定个体生命具有“天赋人权”的神圣权利,它更为纯粹的意义在于,使现代人找到了生存原则｡正如作者所一再强调的那样,“法国大革命没有产生一个驾驭一切的伟人,这使它有别于以后的某些由伟人驾驭的革命,这也是1789年的品质｡”{13}她还引用历史学家认识一致的观点“大革命的唯一主角就是大革命本身”｡{14}这是筱敏在爬梳法国大革命时思绪的一个纽结,也是她认为1789年与1793年的重要区别｡而1793年,罗伯斯庇尔成了革命的标志｡这是一轮新的太阳｡但是,筱敏并不否定罗伯斯庇尔经由1789年进入革命作为个人的意义｡他曾经是激烈的自由的辩护者,也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这种极端的热情使他试图一夜间把世界推向人类的理想国｡显然,这种危险的个人意志使他很快由革命者变为独裁者,这段距离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筱敏用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他原是一块祭坛里的红炭｡……终至将整个法兰西变成了巨大的祭坛｡”{15}这块红炭的热烈燃烧,推动着革命惯性把法兰西搅成火海的旋涡｡革命,在专制者手中,开始露出血雨腥风的狰狞面孔｡
革命有如双刃剑,其两面性在1793年暴露无遗｡但是,从1789年的原则是否就必然抵达1793年的革命专政?“经由革命的震荡,是否必定导致极权专制?”{16}这不仅是筱敏也是任何一个有着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都要严肃思考的一个问题｡法国大革命后的历史,革命的或者不革命的罪恶,以自由和专制的变奏谱写着人类的历史｡尤其是有几千年封建主义统治的中国,近代以降的历史处于剧烈的革命震荡中｡专制的梦魇困扰着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率先奔赴自由主义理想的前驱者,思想的风暴使他们羁留在路上,个体言说与各种“主义”话语在“立”与“破”二元对立中构建｡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在阐述现代性社会理论时左冲右突,个体主义权利自由与公义平等的社会体制以思想冲突的形式相互颉颃,这构成了现代思想语境的显著特征｡这也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资源在历经二百年风雨后在现代语境中转化生成的新阶段,也是自由理念在现代知识分子思想中的自然延续,在封建主义依然存在的今天,这个理念的实施呈现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阵痛｡西方思想界对现代性批判始自对启蒙思想的清理批判,尼采､福柯､霍克海默､阿多诺等多有论证,这是针对现代性问题的累积,而进行辩证的思想认识过程｡但一个基本前提是,肯定现代社会自由与启蒙思想的必然联系｡这其中包括法国大革命有关自由理念的思想成果｡
筱敏高度肯定大革命的正是这一点｡“经过两百多年不断的击打,这个理念已在人类社会扎下根来,成为常识｡以致我们在运用这个常识质疑大革命的时候,一时竟忘了我们运用的,正好是大革命本身的思想资源｡”{17}个体对自由和权利的诉求,已经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在构建个人和社会伦理关系时一个重要思想基础｡而如何协调个体自由与社会体制之间的关系,是现代知识分子思想话语困境｡这是有关个体自由与普遍平等两个理念的思想张力｡实际上,法国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显露了端倪,两条线索相互缠绕,共同点燃了法国大革命的激情｡筱敏敏锐地发现了这个矛盾并指出了平等与自由的相悖性｡
正如托克维尔所论述的,大革命得以点燃法兰西之心,是由于两种激情的混合,“有一种激情渊源更远更深,这就是对不平等的猛烈而无法遏制的仇恨”,“另一种激情出现较晚,根基较浅,它促使法国人不仅要生活平等,而且要自由”｡1789年革命迥异于以往的民众起义暴动,不在于它对平等的诉求,而在于它对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诉求｡两种诉求给大革命的演进带来了两条线索,而实际上,即使在两百年以后看去,这两条线索也是相互缠绕,难以所解的｡{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