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存在之乡的野草

作者:郭 力




  像一个不知疲倦的翠鸟精灵,在历史的经纬间穿梭往来,以生命来织补阳光的碎片,这是筱敏的散文给人留下的极为深刻的印象。如行吟诗人在风中行走,筱敏深邃悠远的目光执着地落在人类思想文化的历史上,那些影响了人类精神的事件被她以时间断片的形式重新书写。她的声音是独特的,尤其是在这个物欲日益侵蚀精神的年代,一个知识分子以特立独行的思想姿态书写的文字,尽管难免有时被讥为“高蹈派”,她仍然把手中的笔与存在联系起来,在各种被包装的时尚文化中,坚定地表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观点。在这个众生喧哗的时代,即使是像堂吉柯德冲向风车,也要像鲁迅笔下所描写的战士,勇敢地向无物之阵举起投枪。这是筱敏的精神立场。
  筱敏谈到过自己写作的理由和目的。她从别尔佳耶夫《俄罗斯思想》想到了知识分子的命运和责任:
  ……正是这样一些知识分子的遭际和他们的作品,使我懂得自由和尊严的珍贵,使我懂得生存并且手里握着一只笔的意义。
  因为乏力,也因为自己与自己的对抗,我走得很慢,写得很慢,而且时常感觉到自己未必有力量走出多远。但我并不打算为自己另寻一条便于滑行的路,就算这路五光十色,就在眼前。……毕竟,文学不在自身之外。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需要学会用自己的力量站在自己的位置,做自己的良知所认定的事情。①
  阅读和书写,是筱敏的生活方式,她对自由的断想,对生命痛切的体验,都经过她生命血肉精华的滋养,化做了思想的嫩芽,期盼它们有一天能够像野草一样,芜蔓而自由的生长。为了这个理想中的存在之乡,她踏上了一条孤独的精神之旅。这条道路充满了语言编织的陷阱,思想的荆棘有时像花环一样充满了诱惑,她以勤奋的阅读和思考作为生命的标记,以语言为向导,引领自己通往自由的故乡。
  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使筱敏的思绪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行,一幕幕历史场景以横截面的方式被她衔接起来,如德国的40年代与中国的60年代,俄国十二月党人与中国“反右”时期知识分子,等等。历史不再是简单的大事记,而是因其思想血脉的贯通,有了生命的纹理和重量。作者以女性湿润的目光,悲悯地注视着历史上人类的苦难,而对于制造苦难的根源,无论是国家战争,还是民族仇杀,亦或是思想专制、政治极权,她都毫不犹豫地举起了匕首投枪。至于那些拉大旗做虎皮者,更是以凌厉的话语揭穿其本来面目。她的散文集《阳光碎片》,是作者近年来通过对革命、理想、自由、专制、极权等概念进行了深入探索后集束型的思想火花,澎湃激情的诗意话语以电光火石的威力带来精神震撼力,作者以个人记忆的方式复活了现代人关于人类历史创痛的集体记忆,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为了忘却的纪念。
  这一组散文在筱敏的创作中具有代表性。她以个人的记忆复活了历史场景,把革命、自由、理想等概念还原于历史语境,站在知识分子个人化写作立场上重新思考历史所赋予的意义。
  
  一、“德意志暗影”:法西斯的暴行
  
  筱敏批判的聚焦点是极权主义思想暴政。
  战争的罪恶,在于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毁灭性灾难。不仅使人流离失所,而且是人类精神家园的毁灭,尤其是人性的销蚀。它使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思考罪恶发生的深刻原因。筱敏痛彻地分析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社会机制、思想根源和民众心理,愤激的思绪与理性认知态度并行,她对历史的叙述深刻精警,而并非只停留在对罪恶控诉的层面上。对于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对人的奴役与异化,筱敏保持了高度自觉的批判精神。她通过思考政党和群众的关系,来分析集体对个体自由的剥夺,从而完成对人的奴役。她注意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是在合法的选举中掌握政权的,”而且“通过法律规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②这个被群众选举出来的政党一上台就公布:“停止执行宪法中保障个人和公民自由的条款;解散工会;取缔罢工;恐怖的秘密警察和恐怖的集中营……”③面对这样一个极权专制的政党,德国人会怎样想?又会怎样做?筱敏一针见血的指出,这个民族并没有感受到被欺骗的愤怒,相反,却很快达成了共识:新的秩序比自由和权利更重要。他们期冀这个新政权能够给德国带来新希望。
  人们对于历史发展进程中有关“断代”的概念并不陌生,历史前进的脚步似乎总是以空间化标志的大事记来计算的,王朝的更迭改变的是新老皇帝的面孔,而并非是黄袍的颜色,但是因为皇帝面孔的不同也就有了新政与旧政之分。于是,所谓的“新纪元”、“新时期”、“新世纪”的断代历史就开始了。人们为新皇帝山呼万岁时,一切旧帐都可以算到老皇帝的头上。而永远与山呼万岁的人无关。极权主义思想暴政的恶果是人民甘心做奴隶,甚至担心做奴隶的时代是否长久,自然产生了恐惧心理,因此,宁愿放弃个性而投身到集体里。这是集体主义能够对人产生巨大诱惑的深刻原因。
  尼古拉•别而嘉耶夫在他的著作《论人的奴役与自由》中指出:
  在集体里,人对危险的恐惧被弱化,对安全保障的需求被弱化。这是集体主义诱惑的原因之一。认为某个组织是最终目的,而其它生命都是手段和工具,这是十分巨大的危险。耶稣会以及某些秘密团体,极权党派,如共产主义党派或法西斯党派就是如此。所有强大的和有影响的组织都有这个趋势,有时这个趋势还采取建立普遍的集体,庞然大物的形式。这时,集体主义的诱惑将达到其奴役人的极限形式。一切组织都要求一定的纪律,但是当纪律要求放弃个性意识和良心时,它就变成了集体的暴政。教会、国家、民族、阶级、党派都可能变成了集体的暴政。④
  在纳粹时代,思想的高度统一使集体的暴政达到了极限。“党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德国!”⑤没有人怀疑领袖的万能,因为这个新的救世主使他们感受到集体的强大有力和时代的伟大崇高。广场上听元首讲演而激动欢呼的沸腾的群众海洋,排山倒海的革命歌曲,使民族主义空前高涨,确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血统最高贵的民族。“于是,‘希特勒万岁’就不仅只在群众大会上高呼,它成了人们之间相互打招呼的形式,成了同僚之间通电话时的问候语。于是,《我的奋斗》就不仅仅只是党员必读,而是成了新的圣经,人人必备,成了亲朋戚友向每一对新郎新娘赠送的结婚礼物。于是,那些善良的儿子,那些和蔼的父亲,自觉自愿扛起枪开往别国的领土,自觉自愿充当灭绝营的刽子手,全没有道德上的顾忌。于是,那些天真烂漫的金发儿童嘟起小嘴,两手不停地上下舞动,冲着他们昔日的玩伴高喊‘滚蛋!犹太猪!……这种群众的意志,渗入一切的生活细节,奴役着灵魂本身,从而成为多数人的专制和暴虐,将整个民族拖入罪恶的深渊。”⑥筱敏在《群众汪洋》中指出了集体主义诱惑和奴役的普遍性。集体的暴政使个人无法逃遁,群众汪洋的热流裹挟着每一个人,根本没有哪一处空间能够允许个人留有自由的可能性,包括说话和沉默的权利。因为,极权统治不需要个人的自由意志,个人不再有发表意见的可能和必要,说和想都被意识形态程控的语言网罩住,领袖的意志是绝对的权威。筱敏称之为“语言巫术”,极权思想的暴政体现为语言的暴力。“所谓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这种语言的暴力,是经由极权国家的宣传机器实行的……以它的铺天盖地之势威慑你,迅速地用那毒素改造我们的语言。”⑦作为“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筱敏是深知语言的威力的,“语言不仅限定思想的范畴,而且可以改变思想的性质,改变人的情感和良知。”⑧作者个人的记忆被相似的历史场景激活,她深刻的感受到,语言的暴力将以怎样的冠冕堂皇的伪装亵渎历史,歪曲真实。一切极权者都会玩弄语言的骗术,希特勒以国家、民族、集体的名义成功地进行了语言置换,不仅灭绝生命,剿杀思想,最重要的是从此剥夺了人对自己行为进行判断的道义良知。从此,一切最残忍的暴行都不再引起良心上的不安。筱敏对语言暴力思想分析的尖锐性在于,她看到了群众被语言操纵后的危险,那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罪恶的深渊滑落的开始。筱敏说,这不需要想象,因为我们早已看见过的。她以深重的忧患意识提示人们,在人类历史上,法西斯对人的思想奴役并不是空前绝后的,相似的场景今天也还在上演,人们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匍匐在极权主义脚下,这才是人类真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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