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新诗史叙述的开放空间与话语拓展
作者：霍俊明
概而言之，在新诗史的分期问题上，程光炜的《中国当代诗歌史》规避了使诗歌史沦为简单、拙劣的政治的附庸、比附和可怜、虚假的装饰品危险，同时又在整体性的结合当代新诗发展的繁复的政治文化语境梳理出当代新诗在诗歌美学上的局限性和复杂性特质。
当代诗歌史的叙述方式：在政治文化与美学之间
就当代新诗史写作的叙述方式而言如何有效地均衡所谓的文学本体性、美学立场与复杂的历史情境之间的关系是相当重要的。
在以往的当代诗歌史写作(包含现代诗歌史写作)中曾一度是追求对作家生平、革命经历，创作分期和思想汇报式的僵化社会学层面的“重意义、轻审美，重思想、轻艺术”历史表述与评估，过多地是在政治运动和革命事件中框定和厘测诗人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也就是历史叙述与文学自身发展之间具有鲜明的等级关系，历史构成对文学的压力，历史讲述是主导，文学自身的内在逻辑和合理性倒在其次。显而易见，这种功用化和庸俗社会化的诗歌史写作是缺失诗学本体性反思和知识分子良知的。这也使文学史写作在很多时候成为平面的、线性的、表态的“红色政治摹本”。这种以政治立场为准绳、追随主流的意识形态的非文学化立场大大妨害了文学史写作的正常发展。这种文学史写作立场不同程度地体现于不同时期的文学史著作中⑨。以上这些文学史写作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缠脚时代”的印记，大多是用政治框架来建构，基本上都是对雷同文学史现象的“复写”，整体缺乏诗学和史学的双重反思立场。与此相应，新诗史家过多地是在政治运动和革命事件中框定和厘测诗人的新诗价值和新诗史的“经典”意义。而80年代中期以来的重写文学史热潮则张扬了美学自律性和文学的本体特性，这种在新诗研究和新诗史写作中对诗歌本体的强调，其意义自不待言，尤其是对于文学史和文学研究长期浸淫在政治泥淖的中国学界而言。雅各布森就强调，文学史家使用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和哲学等创造了一个学科混合物，但这个学科的混合物却独独不是文学科学，这就好比某一个警察，准备追捕犯人把精力放在寻找目击者，包括抓住碰巧过路的行人一样{10}。
然而，随着思想文化的多元趋向，远离政治中心的呼声日益增强，80年代以来的“回到文学自身”、“将文学史还给文学”的诉求以及实践所显示出历史进步性的同时，这种对文学本体的过于倚重尤其是那种更为偏激的忽视文学发展的历史语境的做法，其局限性也同样明显。许多人试图完全回到文学本身去建立一种新的文学话语体系，但是这又往往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这就是在所谓审美的旗号之下，“舍弃社会历史文化的具体内涵，陷入纯粹技术主义的迷宫，甚至要消解启蒙话语”{11}。程光炜对此深有感悟，所以在写作《中国当代诗歌史》时他是同时在诗歌本性美学和复杂的政治文化语境相结合的维度来展开历史叙事的，所以既规避了一些文学史的狭隘的美学和艺术性的无限张扬，又避免了单纯政治视野的僵化，从而呈现了当代新诗发展中的显豁或隐秘的问题、矛盾和走向。因为程光炜已经相当深刻地认识到就中国当代新诗发展而言对于复杂的政治文化语境是不能撇开不谈的，尤其对于新诗史写作而言，其文本阅读和诗人评价是带有特殊性的。
对于文本的阅读，一种是一般意义上的审美阅读(文学阅读)，即更多是从审美的角度关注文本自身，而较少关注文本在历史链条中的位置和价值；另一种阅读是文学史读法(关联阅读)，即从审美角度阅读的同时，更多是将文本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从横和纵的关系中确定其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文学史写作，更多是运用文学史阅读法，关注文本的历史性，尤其是审美的历史性。总之文学史研究脱离不开历史与美学两个维度，是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共同参照中完成的。正是在此意义上，程光炜在对当代新诗的美学和政治文化的双重衡估和参照中彰显出了当代新诗发展的复杂性，对政治抒情诗的重新评价，对郭小川、贺敬之和天安门诗歌运动的叙述和评价不仅相当客观而深入，而且在写作范式上与以往的新诗史写作差异很大，整体上呈现了今后新诗史写作的趋向。
在很多的新诗史著作中，僵化的诗歌观念和政治观念导致了长期的可衡估、可量化、功用化、技术化、社会化的诗歌史表达，也导致了历史叙述者是缺乏起码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批判精神。在很长时期的诗歌史写作中，论者一度匮乏的诗学本体性反思和知识分子批判性立场，致使中国诗歌史更多地成为平面的、线性的、浮光掠影、为政治形态诗学的功利性所规范的“红色摹本”。这种以政治立场、追随主流的意识形态诗学的非文学化的表述，使得中国诗歌史更多地是诗歌之外各种因素的综合规范、制约的硬性政治事件中诗人行为的政治晴雨表和宏大叙事性(grand narration)的报告总结。其实这种诗歌史写作中批判和反思的缺失除了写史者自身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和史观问题外，不可忽视的因素是1949年以降作家、诗人的个体主体性的遗落和集体话语的崛起。这种集体性的豪迈的超音量的颂歌、战歌文学，注定其塑造的文学史也必是整体性的没有阐释、反思、批判“缝隙”的。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对作家的灵魂清洗、精神升华、道德漂白中，政治话语、集团话语取代了个体话语。中国的作家、诗人和写史者一定程度上都偏离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立场，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和运动风暴的风口而缺乏“边缘性”和“流放性”的带有放逐者疏离色彩的理性思辨和反思良知。这种非集权、边缘性，非中心的理性批判性却恰恰是当代诗歌史写作和诗人所欠缺的，而这正导致了汉语诗歌史的非文学史观强占和一统化姿态。而当代诗歌史写作“批判性反思”话语的缺席在一些新诗史家如洪子诚、谢冕、孙玉石、吴思敬、王光明和程光炜这里得到了纠正。
程光炜以可贵的知识分子立场和对历史“双重”视阈的细密审视和省察，以批判性反思立场重新审视、重估、厘测、评价了建国以后的新诗运动。尽管当下的新诗研究者和新诗史家普遍对建国后的十七年诗歌和文革主流诗歌持有程度不同的反思精神和批判立场，但是即使是在当下，笔者也奇怪地发现对“新时期”之后的诗歌史现象更多是一种近乎表层现象和浮光掠影式的过程描述而缺乏深刻的洞见和反思精神。如果说90年代以降的诗歌还“因为我们身在其中，自然不可能像研究过去的时期一般，可以(而且必须)由外向内观察，经由该时期的二手(甚至三手)资料，或依托后代的史家撰述为托，”{12}还有待时间积淀的话，那么对于早已成为过去时的20多年前的朦胧诗的批判性反思立场的匮乏，就不能不成为一个问题。而程光炜对朦胧诗的诗学反思是相当具有启示性的，规避了一般意义上诗歌史写作因集体编写而导致的个性书写的深度和敏识的缺失。
尽管朦胧诗人有将近10年的创作储备，然而难免给人留下“走过场”的印象——它如暴风骤雨般走上历史的舞台，但是很快又像阵雨般地逐渐远去。一方面，苦难的生活经历和深厚的情感体验，最适宜表达人们在历史转折期的思想情绪，但社会生活一旦由不正常转入正常，生活必然会向诗歌提出新的要求。因此，大多数诗人虽然捧出了光彩夺目的诗作，却遇到创作上新的困难，尤其无法解决诗歌与新的生活之间的矛盾。于是，创作出现了停滞现象，它不是因为“清污”运动而停滞的，而是由于“清污”暂时掩盖了这种已经出现的停滞。另一方面，这种危机同时也可以在当代诗学的窘困中找到依据。由于当代文化环境本身的破坏性，造成了当代诗学的短期性，缺乏连贯有序和生命意义上的深厚根基。在这种情况下，朦胧诗虽然起初在思想艺术的革新上呈现出激动人心的光彩，但很快就被大量的“复制品”所取代，既有朦胧诗某些代表性作品被一般作者所复制，也有朦胧诗人自己在复制自己，没有随着时代心理的调整而矫正自己的审美倾向。{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