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如何返回母语？
作者：周一飞
向现代，“古一今之争”、“中一西之争”的问题日益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近百年来最为重要的文化背景和生存基础，一头“潜沉于中国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内蕴，复兴中华民族精神”，恐怕有些脱离现实；既然是“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内蕴”，它就决不那么容易，它根本没有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观照中“抽身而去”。另一个问题是“从现代的学术视点出发”。就文学理论而言，我们的“现代学术视点”，哪一点不是西方文论(尤其是西方近现代、现当代文论)中国化(成功的“化”或不成功的“化”)的结果?以西之今释中之古的不成功案例(与“风骨”类似的还有诗经、楚辞、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归属问题)来反抗西方，又绝口不提20世纪(尤其是上半叶)的从文学批评实践中产生的“文论”，如鲁迅、茅盾、李健吾、梁宗岱、胡风、袁可嘉等人，那么其所谓“现代的学术视点”就显得有些不妥。
二
在“失语”论的基础上，研究中国传统文论之于当代中、西方文论的“异质性”以及“汉语批评”被提上日程。有学者专文阐述了“失语症”的“存在论”内涵，说明“‘汉语诗学’从根本上超越了中西文化的二元对立之争”。
“现代西学的知识系统对中国传统知识谱系的全面替换”论、“汉语批评”和“‘失语症’的‘存在论’内涵”，的确看到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及工具理性主义带来的一系列弊端，更看到了传统汉语学术思想相对于西方文化的异质性；但倘若以此为汉语学术思想的崛起而欢欣鼓舞，认为“‘汉语诗学’从根本上超越了中西文化的二元对立之争”、居于世界学术思想发展的必由之路，则未必。从那样的视点出发，中、西方传统文化背景的差异性就简化成了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差异，中、西方文论(美学)之间的差异性就简化成了经验形态与理论形态的差异、重随感与重分析的差异、重表现与重再现的差异。这样的看法，对中、西方文化传统的理解都是成问题的，尤其是西方传统，几乎被理解成了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逻辑分析传统。针对主流学界的这种偏颇，差不多二十年前，刘小枫就曾质疑道：
现当代大儒们何以总是抓住亚里士多
德、康德、黑格尔、罗素、杜威、柏格森不放，
却把《圣经》、耶稣、奥古斯汀、德尔图良、艾
克哈特、帕斯卡尔、晚期谢林、克尔凯戈尔、
索罗维耶夫、洛斯基、舍勒尔、舍斯托夫、马
丁·布伯、马塞尔、别尔嘉耶夫、尼布尔、蒂
利希、瓜尔蒂尼、马利坦、拉勒、乌纳穆诺、
后期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扬凯列维奇等
撇在一边呢?
其实，西方思想具有非常悠久、非常深厚的非逻辑、非分析传统，之所以中国现、当代主流学界会形成上述偏颇状况，其实是肇端于上世纪一个偶然的历史事实：
1919年邀请约翰·杜威和柏特兰·罗
素来北京大学和其他地方讲学。他们是到
中国来的第一批西方哲学家，中国人从他
们的讲演第一次听到西方哲学的可靠说
明。但是他们所讲的大都是他们自己的哲
学。这就给听众一种印象：传统的哲学系统
已经一概废弃了。描述了这一事实，冯友兰接着说道：
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中
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的方法。
……逻辑分析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的手指
头，中国人要的是手指头。正由于这个原
故，所以西方的哲学研究虽有那么多不同
的门类，而第一个吸引中国人的注意力的
是逻辑。
由于杜威、罗素等人(也包括中国的胡适、金岳霖等)的巨大影响，“第一个吸引中国人注意力”的逻辑逐渐成为西方哲学的代名词，文论界、美学界在学理上所遭受的波及也就可想而知了。不难想象，如果首批“登堂入室”的西方哲学家不是杜威、罗素，而是叔本华、尼采、奥伊肯、卡西尔、海德格尔……二十世纪中国主流学界的西学研究一定会是另一番景象。
从2004年起，“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被纳入“失语一重建论”中，论者主张：
将西方文论新知的有关理论与中国文论传统以及中国文学实践相结合，将西方文艺理论置于中国文艺实践的现实土壤中，在实践中运用、检验，以确证其有效性……
……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丰富、更新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并将“新话语”切实作用于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实践中。
首先强调以中国文论话语、中国学术规则为主，将西方文论化为中国的血肉。而骨骼必须是我们的，必须以中国学术规则来改造西方文论。
我们认为，承认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失语”论者自身论调的发展历程中的重大转折，但其中也存在问题。第一，“将‘新话语’切实作用于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实践中”是头足倒置，没有任何作家的创作是在文学理论的“作用”之下产生的，真正有生命力的、能真正作用于批评实践的文论话语也只能从反复的阅读实践中来，一如严羽对自先秦两汉以至唐宋以来大量作品的“熟读”、“熟参”，金圣叹“无晨无夜不怀抱”《水浒》。在文本阅读和文论话语之间，文本阅读永远是第一位的。第二，“坚持以我为主”，这里的“我”，按照上述引文的表述，既包括中国传统文论，也包括中国的学术规则。对此，笔者不予认同。
如前所言，是创作实践和阅读实践产生文论话语，而不是学者的生产话语、用话语去指导创作实践、阅读一批评实践，所以看待西方文论中国化既不能以中国文论为主也不能以西方文论为主，而应该以对中国现、当代纷繁复杂的文学文本、文化现象的贴近阅读(closereading)为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已逾百年，有着复杂的历史阶段，与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进程始终不离不弃。它是一个宏大的论题，不能作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一个子论题、一个策略上的补充。
最近一年多以来，“失语”的另一原因被归结于大学文科教育(尤其是中文系)中原典阅读的缺失，对此笔者完全赞同；但还是有些疑问：第一，是不是只有影印古人所刻的“十三经注疏”、“诸子集成”才算得上“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原典”?经过今人的整理、笺注以及出版社编辑的编排的古籍，算不算“原汁原味”呢?第二，被译为现代英文的古希腊文原典、古拉丁文原典、近代拉丁文原典、德文原典、法文原典还能不能算是“原汁原味”的原典?以影印本概观古文、以英文本(及英文译本)概观外文，对于杜绝目前学界的空疏学风，恐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三
关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我们认为，此一“重”字是无从谈起的，因为文学理论有其自身的发展趋势，不是学者的“建设”可以左右的。不论中西方文论有多大的历史差异，从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