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如何返回母语？

作者：周一飞

　　90年代以来，有学者陆续在文学、文论领域发出了本土焦虑的声音，如季羡林“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论、黄维梁“在当今的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自己的声音”论和对诺贝尔文学的深切遗憾、孙津的“中国没有理论”说，等等。1995年，曹顺庆使用“失语症”一词来表述中国现当代文论话语的生存状态，“失语”论一出，“顿时激起轩然大波，学者们或支持或反对，或深入追思，或另辟思想阵地，成为世纪末文坛最抢眼的一道景观”，引发了学界对中国文论的强烈关注。十余年来，“失语”论影响着文论界、美学界的许多论域，中国古代文论、中国现当代文论、西方文论受到了极大程度的重视和审理。在这十年中，由“失语”论所引发的学术议题，如“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异质性研究”、“汉语批评”、“跨文明研究”、“西方文论中国化”等等，都引起了学界同行的极大关注，论争中也涌现出许多精彩见解，遗憾的是，就笔者所见，迄今仅有支宇先生一人的文章综论过论争中的各种观点，而且已是2001年的“旧文”；仅有陶东风先生一人发表于2004年的一篇文章显示了从“失语”论者自身论调的发展历程对“失语症”进行讨论的视角，对“失语”论调之演变情况有所触及，可惜所引用文献的发表时间未有晚于2001年者。这促使笔者不揣浅陋谈谈自己的思考。
　　
　　一
　　
　　“失语”的原因被归结于“五四”以来的文化断裂，并且认为“这种文化选择……是一种病态的发展”。我们承认那个时代的学人的确是面对着西方文化全方位的巨大优势，不得不“以夷为师”；但是，我们应当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元明以来，以戏剧、小说为主的俗文学大量涌现，成就巨大，而传统文论一直视诗文为正宗，小说理论、戏剧理论极为单薄，而晚清以降的政治变局所导致大量涌入的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西方文化，从客观上符合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白话文并非舶来品，而是在宋元话本小说中就广泛运用的。……新文学的语言系统在总体上与《儒林外史》、《红楼梦》的差异并不大”；“只要中国人具有文化选择的主体性，以振兴中国为指归，那么，无论是看取异域还是反省传统，都不会‘失语’。”
　　《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作者把目光投向了古文论自身：“传统中断的内在学理原因，则在于传统的学术话语没有能够随着时代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及时得到创造性的转换，因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失去了精神创造力。”该文将其“深层次的原因之一”又归结于西方文论的入侵：
　　长期以来，我们却过分看重了西方理
　　论范畴的普适性，把某些西方文论概念当
　　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了，……于是
　　人们习惯于把某些外来的理论范畴作为普
　　适性的标准框架，用它们来规范和解释中
　　国艺术和中国文论范畴。
　　其实，古文论的这等遭遇，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百年来它越来越不能很好地在文学批评实践中一显身手，而文论研究的几乎全部精力被放在了概念梳理和阐释上面。有学者曾尖锐指出：
　　只要古文论研究者能如其所倡导的让
　　当代文论“重视”古代文论那样，“重视”一
　　下当代文学，有那么三五篇漂亮的批评当
　　代文学的文章，让那些只会操作西方话语
　　的当代评论家们集体“失”一次“语”，那么，
　　古文论“失语”问题就可以圆满地解决。这正揭示出问题的要害所在。
　　弘扬中国古典传统愿望是好的，但“独树一帜”与“争妍斗丽”的愿望，实乃一厢情愿，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范围“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从未逾出东亚，仅限于朝鲜、日本、越南等数国”，因此“以中国文论在当今世界文论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来衡量近百年中国文论的成就，这种价值标准本身并不完善”，因为“民族特征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是评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论成就的主要依据”。“失语”论是90年代以来西方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传入中国后与文化民族主义合流的产物。“中国的后殖民理论批评力图立足中国传统，构建一套本土性话语体系，想以此来抵抗西方的话语权威，从而实现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对话语权的争夺”，“失语”论因而陷入了一个逻辑悖论的怪圈：立足本土是为了弘扬本土，弘扬本土是为了获得“世界”、“国际”的承认，可在“世界”、“国际”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恰恰是他们所抵制的“西方中心”!难怪有学者认为：“文化学术界的这股反西方中心、扬东方传统的思潮本身就是西方影响的产物，它进一步证明了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学术界所受的西方话语的支配性影响是无所不在的。”
　　文学理论是对具体时代、具体地域乃至具体社会阶层的文学创作实践及其产生的文学作品、文学流派、文学现象的总结，“文艺学的学术创新能力从根本上说是来自对于现实中提出问题的积极参与回应”，不存在笼而统之的东方文论，更不存在笼而统之的西方文论，遑论“诗心”、“总体文学理论”?我国学者一直致力于寻求“发现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以建立一种“更新、更科学、更完善的文艺理论体系”，希望重建的体系是“要立足于中国人当代的现实生存样态，潜沉于中国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内蕴，复兴中华民族精神，在坚实的民族文化地基上，吸纳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成果，融汇中西，自铸伟辞，从而建立起真正能够成为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和文学艺术现象的学术表达并能对其产生影响的、能有效运作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这里有许多问题还需深入思考，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各国的古、今文论，与中国百年来的文学实践分别有着时空的隔膜，相比之下，谁能较好的“立足于中国人当代的现实生存样态”呢?我们认为是西方的现、当代文论，因为建立在以诗、文为文学正宗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文论比它更加远离以小说、新诗、戏剧为主的现当代文学；而且，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在文学批评与文化理论的生成中，‘体验’与‘感受’的意义在于引导对于我们‘问题发现’，而‘问题发现’归根结底就是生命的发现，自我生命的发现才能成为一些思想发现的原点，……在中国古人的生命发现并没有天然包含现代中国人的‘问题’与生命形式”，我们无法从古文论的资源宝库里找出“理论”来准确言说张爱玲的小说、穆旦的诗，更无法言说马原、格非的小说和北岛、王家新的诗，遑论去阐释当下“文化研究”者最为垂青的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
　　如果说“只有建立在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生存基础上的理论，才是有生命的理论。……我们重建中国学术话语的工作也就要首先从发掘和整理中国传统话语人手，从现代的学术视点出发，对传统文论的思维、言说方式进行重新审视……”那么，中国现当代学者的文化背景和生存基础到底是什么呢?这“背景”、“基础”和“理论”又是什么关系呢?百年来，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我们无可逆转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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