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如何返回母语？
作者：周一飞
里士多德到黑格尔体系时代已经过去，从《文心雕龙》到《原诗》的体系时代也已经成为历史，不能遗忘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百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以来，步入“现代”的中国人的生存境遇，越来越呈现出与西方人趋同的状况，纷纷投射到各自的文学作品之中。而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至迟自卢梭以来，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尼采、西美尔、韦伯、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福柯、施特劳斯学派等西方思想家在反抗异化、反思现代性方面，远远走在了中国人的前面，甚至形成了近三百年来西方思想史最为重要的一大传统。一些学者所论西方文论“化中国”的失败例子，没有涉及百年来的小说、戏剧、白话诗歌和百年来文论的自身传统。面对现代尤其是当代的“自家”文学作品、文学现象，如果没有来自千里之外的“它们”，仅仅依靠中国传统文论和苏俄化的马列文论，我们才会真正陷入“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面对文学文本、文学现象，空有满腹经纶却丝毫不得要领。因此，百年以来中国文学的批评实践，必然需要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即中国化的西方文论)，它在现代汉语语境的产物就是“汉译西方文论”。对于这一概念，代迅曾有如下界定：
汉译西方文论这个概念，用来标示在
中国的西方文论，指的是已经翻译成汉语
并在汉语学术界产生影响的西方文论。其
空间范围是在中国本土，时间跨度主要是
近代社会至今的近百年，文化属性是中国
现代文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是
从我国文论自身研究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一
种新的学术话语。
与建立在诗文正宗观念基础之上、以文言文为表达手段的中国古代文论相比，汉译西方文论在文学批评实践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它虽然来自于西方，但它是建立在以小说、新诗、戏剧为主的文类体裁之上，又以现代汉语(白话文)为表达方式，这使得汉译西方文论在当代中国语境中不但没有文化上的异质性，反而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文化现象更为贴近。不仅如此，“中国学术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和儒家的‘诗教’观念，始终支配着汉译西方文论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即使在中国当代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激进时期也不例外”。在业已翻译引进中国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女权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文化研究等纷纷在当下文学、文化批评实践中大显身手，而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等还基本停留在西方文论教科书和纯学术研究著作中，几乎不能参与当下的批评实践。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中国文论两千多年来重视社会维度和作家维度、忽视作品结构维度和语言维度的传统。这充分表明，汉译西方文论虽然脱胎于西方，但它始终与中国文学自身有着密切联系，从本质上讲属于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延伸。
在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的问题上，我们还需要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将西方的文论加以中国化，决不是用来证明中国文化的强大、满足民族主义者“以华化夷”的幻想，因为 “外来的文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本土转化，这主要取决于双方文艺思想的契合程度、认同程度……并非所有的西方文论都一定要‘中国化’。”第二，能够被“中国化”的西方文论，其能够“化”的原因乃是它有助于我们阐释文本、阐释现象，有助于从理论上解决我们的困惑，根本动力还是我们自己在现代社会中所产生的新的理论表达的需要，而非西方理论的“出身高贵”，因此，决不能以西方文论能够被“中国化”来认定西方文化的霸权地位。第三，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不能忽视的是，中国化的西方文论远不只是一个理论建设问题，更需要注意的是它与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化现象的关系，决不能因理论体系上的逻辑自洽而沾沾自喜、对理论与实践问的脱节视而不见。
笔者认同这样的看法：“世纪初中国传统文论所遭到的否定，是它自身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它扬弃和转换自身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必要的逻辑环节，不必苛责。”也就是说，骤然断裂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其自身“否定之否定”的正常发展。笔者也反对把“失语”论定性为“文化原教旨主义”、“文化复仇情绪的典型代表”，因为“失语”论者的焦虑并非空穴来风，十年来的有关论争恰好让我们正视了当下文学理论的种种问题，正因为有了十年来的有关论争，我们才能更加重视西方文论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因为“只有中国文论的现代化，才是近百年中国文论的真正主题。”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