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赋诗断章：中国实学和诗学的绞缠
作者：傅修海
二、比兴：诗性的高峰与审美的断桥
什么叫做“比”？《说文》：“比，密也，二人为从，反从为比。”“比”字是由二人相比取义的。什么叫做“兴”?《说文》：“兴，起也。从舁从同，同力也。”“兴”的本义为“共同举起”，包含“起始”意思在内。刘勰说：“兴则环譬以托讽。”王夫之则在《姜斋诗话》一卷第十六条发展了刘勰的说法，他说：“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
比兴较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郑玄的注说：“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他又引郑众之说：“比者，比方于物也； 兴者，托事于物也。”这是对比兴最早的注解。
“比兴”是赋之后的文学表达情感趋于精致化产生的必然要求。其间有情感表达的安全上的保护考虑，也有人类情感表达趋向隐秘和省略含蓄的必然要求，当然也是文人才情斗智的技巧的精细化推动的结果。所以，风、赋而后比兴，至于雅颂，无论从文体后出还是情感表达上，都是在风赋之后的产物。
由赋而“断章”而比兴，最初比兴是混沌的，是隐在的，结合自然的，无非是情志因随时而用异，无非是大同小异。渐渐地，由于兴的跳跃性思维，也由于情志表达随境域时空的变更而变更，使得兴的思维和这种人类情志表达的随时随地随人而变成为可能，所谓“心照不宣”、“心领神会”、“心有灵犀一点通”也。兴是有情境，有场态固着的，因此兴之所“致”的外物在逻辑上是可能是反逻辑的，比需要先思考，兴则可以即时领悟。所“致”的情思则是紧随着主体的彼时彼地的所见所思所感所悟的，加上注释是为了避免读者把兴混同为比。一旦没有历史的记录，后来的追忆都是“相隔一层”的。所以兴特别需要“注家”的发明。兴的因时因地因人的因情而起的瞬时态的涵摄理路，使得它特别的真切而真实，也是古人情志得以在不同历史和安全情境下能够畅所欲言的最好和最后的堡垒和隐蔽场所，是情志精心构筑的安全地带。所以孔子说的“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的禅机所在，便是“兴”的高妙能耐所在。兴的特质也正是兴在后世维系的一个困难，因为它难以言传，又是不言自明的，它是隐在苦衷的啼义所安之处和方法的混合，难落言诠。在诗人的时代，这是不言自明的诗性思维和审美方式。而这一切，随着时空变易，对后人的理解带来的困难是断裂性的，所以牵强的“注家”便只能用“比附”的逻辑来解释“兴”的思维，这就犯了刘勰说的“倍旧章”的错误。与此同时，这在“比”本身而言也是“不切至”的事情。由于诗人之世不可再得，也有于诗人之心的“夸毗”，“诗刺道散，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后世诗人和解诗人（注家），雅致者便只能追溯一种风流韵致式地遥想诗人之世的“兴”高采烈的壮举，腐儒僵思者，便因情志而道德而秩序，将情志在“兴”时“及物”生动的生命力，脱水变形为一种表达的壁垒和模仿参照的“比”的规范。
相较而言，比兴共生而在的“比”是显在的。“比”的优越性在于它是显在的，是技巧容易达到的，也完全可以用技巧回溯的，它是逻辑理性的。只要比的事物存在，就不会有歧义，也容易习得。比的思维也是可以外形化实在化的显现的，是看得着听得见想得到的，起码有在维系“比例”上三方至少有一方是可以成为逻辑的切入口和系统还原点的。不管对于诗人还是解诗人，比都是最好的中间缓冲地带，退而言之，赋的直言之物可观，进而言之，兴之“所致”之思可会。比的标准就是“切至为贵”。切至只是一种努力的方向，它不是一种审美状态的标准，只是一种美学努力趋向的方向判断。当时代变得功利和浮躁的时候，当世道变得危险高压的时候，比因“蓄愤以斥言”的危险自觉，迅速地后退，往往由手段到目的变成纯粹的“手段而手段”，沦为一种以手段为目的的修辞游戏。而兴则由于它的“环譬而记讽”，很难变成光譬不讽。一旦光譬不讽，兴也就被腰斩为等而下之的“比”了。这或许就是后来“含混不分”的“比兴”之由。比兴的噩运便自此每下愈况了。文章的讹滥，首先是世运讹滥，诗人诗思讹滥，刘勰看到这一点，有感而作“比兴”，并试图再次重新追溯“比兴”的光荣伟大的传统，复兴“比兴”原初的诗人之世的“比”风流。当然，刘勰没有从历史和审美结合的角度，而是割裂地谈比兴的历史和区别，加之以骈文的对举思维来论述比兴，最后自然堕入技巧形态上的对比，从而欲说还休了。
当比兴在刘勰之世已经是欲说还休的时候，比兴传统便成为压在他们头上的巨大压力，是种光荣也是梦想。这正如唐诗于宋代诗人一样，都是非常焦虑的历史前提。比的追溯起码还能靠逻辑靠经验获得传承，至多也就是在“切至”的程度上有差别，或者在“比”的意义上迷失而已。但是在兴而言，兴的“历史情境”的无法还原，造成兴的归趣难求，兴的“记讽”传统的强大，使它成为诗言志的正统。但是兴如何使“记讽”成为可能，却渐渐不为人知。也许是没有那个诗人随时随地敢于入己之思的时代和风流、勇气，也许是后世的艰难使得“讽”的理解趋于负面而增加危险系数，因难为而不为，所以兴的没落也就在所难免。失去诗人本心的入思，兴也就切断了自己生长的历史必要和存在合时的生命力。兴只剩下它表面审美形态和诗思结合方式的神秘和跳跃为人景仰。这种神秘和跳跃，是兴的审美思维契机和风采表现，最后成为中国传统诗学唯一被继承和流传下来的悠久而宝贵的遗产，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审美集体无意识。当佛教传入中国，当改造过的禅宗诞生时，都不约而同地在“神秘”之思的“跳跃性”理解方式上接通古老的“比兴”传统，以“悟”“妙悟”为名，获得了迅速而强大的心理认同。
在诗人之世，断章取义得以通行天下，“比兴”的自动化式的话语与思维机制功不可没。降及后世，诗人之世不存，断章取义传统分途竞萌，比兴凸显，渐而“兴义销亡，比体云构”。由一种隐藏于“断章取义”入思机制中的思维理路，一坠而至为“回想”断章取义之风采的、可学可触的诗性思维本身，成为一门独立的、解诗的“思维诗学”，即由一种诗性思维转而为一种修辞诗学，即比兴诗学。到刘勰之世，此修辞诗学亦堕落为“比体云构，兴义销亡”的比附诗学了。曾经鲜活的诗性思维，一变为理性的思维诗学，再变为干枯的修辞诗学，至此，“比兴”诗学与文以载道的实学走向“解诗”实用主义需要的现实统一，文统与道统驳杂。此趋势至北宋而得以最终完成，苏轼、王安石、王阳明的文学观与道统观皆驳杂，皆独立，皆成壁垒森严，是然（参见郭绍虞、汤用彤的观点③）。
然而，“赋诗断章”而“断章取义”而“比兴”的诗性思维传统未绝，它仍然在另一种异质文化激活的情境下，在别一种异质文化的召唤下“击节起舞”，蔚为大观，独出江河大海，滔滔而来。那便是至宋代严羽出而有《沧浪诗话》及其成一家之言的“妙悟说”。
三、妙悟说：“比兴”诗学的文化复兴与语境诗学的生成
妙悟说，是一种在语境基础上生成，但是又是表现为超语境的中国解释学诗学，可谓“后比兴诗学”。
魏晋六朝，佛教传入东土（参见高玉美的观点④《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的进入，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在思想交锋导致威权争执异常激烈的历史时候，甚至是可谓你死我活的对抗，“沙门拜不拜王者”的争论和对峙，便是著名的一例。佛教影响着中国文化，当然也影响着中国文学和中国诗学。但是影响何以可能的问题，根本上却应追溯到其入思机制上，那就是佛教与中国古典诗学二者的触类旁通与心有灵犀。这其中关捩，便是佛教对宗教旨趣的领会，与中国诗学中“断章取义”的古老诗学传统，与“比兴”诗学在思维跳跃性上的会通。在基于语境又超于语境上的解释理路上，佛教与中国古典诗学存在一致性。因于语境，故佛可用佛教故事，佛转生的故事来实现佛旨领会的助跑起跳功能；因于语境，解“诗”不能脱离诗本身的语言意义场，“断章”指向的那个整体的诗文本都是“取义”的有限的经验资源圈。又因于超语境，佛的旨趣得靠“拈花微笑”来暗示会通，借助最丰富又最简洁的超文字超语境意旨上来相遇，这靠慧根，但又可依于修行，可力行而又不可力致，可谓普度贤愚不肖芸芸众生皆可，“佛在我心”便是会心之论；又因于超语境，解诗艺事，不能脱离语义逻辑，不能背离现实政治意识形态或者主流叙事的“大旨”，但又不能胶滞于文本，“比兴”的诗性思维，“断章取义”的诗学的传统，文艺载道（贯道）的现实考量，便可自然而然地接续由文本语境上升到经验世界到伦理（政教）世界的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