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赋诗断章：中国实学和诗学的绞缠
作者：傅修海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理论。理论是时代经验的总结，也包括时代面对的问题追问。没有时代语境依托的表达和思维最终往往没落。当时世更易，某种诗学思想和它处于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存在问题的关联时，它就要被僵化脱水，成为曾经的思想，过去的旗帜。也许，作为一种古人思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存在于后人的追溯和超越的视野中；然而，作为经典思想资源的一个因素，它又随时准备因那个时代文化的发掘而被激活和不断重读。对“赋诗断章”到“妙悟”的讨论，也正基于此。
长期以来，《左传·襄公二十八年》的“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这句话作为引得，可谓泛滥成灾。该话原意说的是，春秋时，在外交场合上念诗句，不管原诗的意思，借用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在春秋之前，赋诗、引诗曾蔚然成风。是很实践也很实用的生活技能。孔子在《论语·阳货》中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子路》里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当然，孔子教授弟子诵诗以应出使专对之用，此背景是赋诗风气已在定、哀之际已趋于式微的时候了。
“赋诗”作为一种实用技能，而且是自国家外交至贵族生活都认同并且实践采用的行为方式，在当时，应该说是相当重要的实学。也就是说，是很能解决问题的。在当时的贵族生活圈（在春秋之前，文化还只是贵族之事，是垄断在贵族圈子里的），“赋诗”而“断章取义”，这是一种表达惯例，也是一种从日常蔓延到外交场合的一种文化沟通语境、思维入思惯例和语言表达范式。能够“赋诗”而“断章取义”，而不会发生歧义和误解（因为要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那么，时人对文化语境的共识、交流双方入思理路的趋同和对语言表达范式约定俗成的遵守，都是很重要的前提。这一切，都必然与春秋之前诗人之世的“郁郁乎文”的时代背景有关。
“赋诗”而“断章取义”，展现的是诗人之世的文化盛况和“诗性思维”②的风致雅态，因此，“赋诗”而“断章取义”，到后世变成一种鲁莽灭裂的误解“代称”，过去诗人之世的时代，当然是“逝者如斯乎”，然而，过去的“诗性思维”的传统，却并非一起与时进化，而是改头换面，在文明长河中渐变更新，存活了下来。“诗性思维”萎缩了自己在政治外交上的敏锐触角，从实用和逻辑的实用地盘被迫抽身，转移阵地继续在诗文艺事的领地，蓬勃扩充。后世的“比兴”思维和“妙悟”审美理论蔚为大观，就很好地表明了它旺盛的生命力，并进而成为中国文化语境里一个伟大而古老的诗学传统。
一、赋诗断章：中国的诗学传统和实学传统
直到现在，对《诗》的原初状态，不管是劳动人民诗歌说还是贵族诗歌说，不管是王官采诗说还是孔子删诗说，至今仍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春秋时，对诗的断章取义的用诗法，不仅仅在于外交，而且贯彻到只属于贵族的所有关于诗的教育学习当中，成为了一个伟大的传统。《诗》一开始就并不主要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创作出来，而是一个政治伦理教化的实用媒介，是贵族文化垄断性继承的一个固化经典教材和经验规范。诗人之世，诗是所有化内之人的文化血脉，是思维接续经验世界的媒介和文化背景，是渗透到诗人的思维世界与经验世界的现实文化空气与精神境域。为此，学诗是为了日后的“出使专对”，“不学诗，无以言”。为了确保内政外交、人际运作的“不言自明”的“以诗喻事义”，为了在君子彬彬之风中完成诗人之世的俗世任务，“赋诗断章”成了最佳的言说方式和入思理路。因此，诗对诗人之世而言，断章地“赋诗”完全是一种无须赘解、触类旁通的语言，是思维进入经验世界并与生活经验取得迅速关联的、以诗话来经纶世务的快捷通道。“断章”的产生，一方面以时人对诗的熟稔为前提，所谓挂一总万的触物起兴；另一方面，这是诗进入世俗世界的实用和快捷的必然需要。当然，断章的前提是不影响意义的表达，而这又与诗人之世对诗文本到文化内涵的极为熟稔为基础的，在赋诗人断章的同时，该章所在的整首诗歌和这首诗所属于的相关理解和阐释的文化传统、常规思路，都自然而然、约定俗成地成为理解“断章”的强大的语义场和文化语境的背景。在此基础上，断章与取义并不存在语言形式与意义表达之间的紧张，在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具体的语境约定的前提下，取义的可能性不会有太大分歧，也没有太多的理解空间，因为整个文化语境确保了这种语录式的交流完全得以可能。
上古之世衰，“诗亡而后春秋作”，“王者之道息”。与诗之“断章取义”的诗性思维共存的“郁郁乎文”之周世一去不返。文化威权下移，贵族文化的垄断权利体系崩溃。孔子思怀着复兴周王朝文化政治的光荣梦想，开始自己退而求其次的诗教。孔子选中《诗》作为接续西周政治文化理想的通道。作为一个依托前代文明文化语境的政治社会理想，孔子当然知道这种文化回望以产生现实复兴的艰难。因此如何在“断章取义”的现实理解中，孔子选择了突出诗章言说背后的思维导引。原来，在诗人之世是一个自然快捷的“断章取义”的常态诗性作为，在孔子之后被提升为一种解诗的思维。“比兴”是后人注诗的核心语码，也是孔子及其后人掌握诗教解释权威的一个关键。“断章取义”，从一个活态的诗人之世的现实文化政教的风雅，退而为一种机械的“使达四方”的外交习得技巧，甚至退而为兴观群怨的功能性工具手段之事。至此，断章取义的传统一分为二。一为艺事、解诗的“诗性思维”的逻辑残存——“比兴”解诗和制艺思维。一为出使专对的言辞技巧——“断章”而成为事类，同时，“断章”也刺激了敷衍成篇的文体传统。前者滋长了文以载道（贯道）的工具意义上的“道统”与审美上的“文统”；后者则将活态的诗性世界的语言，降而为经典的语录和以明其义的论辩滔滔，从篇幅的意义上则刺激了后世更多的文体独立。
“断章”的操作，一方面截断诗的活态的生存形式，另一方面，也导致生长了许多篇幅意义上的诗经典。诗性世界因诗性思维的彻底断裂，沉入到了需要比兴才能唤醒的一个沉默无声的世界里。正如诗性世界的没落一样，中国古典诗学的命运，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在日渐滔滔的西方诗学理论的话语洪流中，同样也渐渐地沦落了自己的声音。比兴而取义的理路，提供了师心自造的与当前意识形态结合的可能，所谓文以贯道或者文以载道的强势现实需要，往往振振有辞地对诗学提出问题，也正是因为这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北宋时期古文家、政治家和道学家的文论尽管争论不休，但本质上都是一致的，就是麦克风的争夺。这与２０世纪至今的诗学理论的现实惊人的相似。然而，凡事都是两面的。“取义”的比兴思维，却也合理合法地让诗文艺事获得了存在的空间。“比兴”思维在审美跨度上的跳跃，形成了中国文学审美一座悠久的文化逻辑上的断桥。与经验世界的归隐沉默相比，经验世界与审美世界由于“比兴取义”的断桥得以沟通。思维的模式上的跳跃性，使得比兴思维贯通了经验感性世界和伦理政治的世界，进入了诗性的审美世界。
由于诗人之世的崩溃，诗人之思断裂，及物的、血脉相连形成的“触物起兴”，转而变成一种逻辑思维上的比兴。原由经验世界阐述的现实、伦理政治的世界，反而变为由政治伦理来解释一种诗的世界。断章取义的诗学与实学合一的传统，至此分途为比兴诗学与文以载道（贯道）的实学传统（文章学意义上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