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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诗断章：中国实学和诗学的绞缠
作者：傅修海
从“悟”而至“妙悟说”，便是由入思机制的会通而洋洋大观成“诗学”的化通过程。严羽的“妙悟说”隆重登场，显示出“断章取义”的诗学与实学合一的古老传统的变迁，也显示出“比兴诗学”的诗性思维在异质文化的激活中，再次超拔于文以载道的沉闷枷锁的艰难历程。自此，中国古典诗学再次发出张扬诗性世界的心灵呼声。
四、从修辞和思维出发的古典诗学考察
综上所论，《诗》的产生，实用与审美在文本上是合一的，但解诗的角度和价值取向上却又不等同（作者和读者在这里的关系三种：作者也是读者；作者不是读者；读者是再创造的作者）。“赋诗断章，吾取所求”，本身就允许了审美和实用分途（审美变为个人赋诗的情志抒发活动；断章则变成言说方式：有意味的形式；断章取义产生一种言已尽而意无穷的审美传统趣味和效果）。“断章”来“取义”变成为了“取义”而续“断章”，断章变成一种任何言说活动的纯粹的形式技巧，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由有限到无限，由显在到隐蔽，由生活秩序而政治伦理，这便是比兴的理论发端。生活和审美经验的实践积累而生成一种理论自觉——比兴，这符合人类试图把握情感抒发规律和把握宇宙社会秩序的一种努力趋势。经验而成思维习套，思维习套而成实践规律，比兴的固定化的实践和理论努力，使得比兴脱离实际生活的瞬时和及物的传统，脱离了它活态的生长环境，从诗性生活抽象为诗性思维，当诗人之世没落，诗性思维最终必然没落，比兴血脉相连的纽带被消逝的时代和社会渐渐撕裂。对诗的功利追求（为诗而诗和为义而诗）扼杀了最后的诗人，“比体云构，纷纭杂还”而“倍旧章”，“习小而弃大，文谢于周人”。
与“赋诗断章”的流变一道，在古代哲学思想上，诗后有儒学。儒学也同样经历了一统天下到经受佛、道的冲击后的自我更新改造过程。玄学兴起，儒学渐变，“新儒学”即理学、心学的兴起，一至清代的“童心说”（李贽）、“性情”（袁枚）、“主情主义”（汤显祖）的顽强挣扎，到近代“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黄遵宪）。至五四，个性主义成为那个时代的核心语码。至于为了实现个性主义而渐衍为共性主义，因主情主义而成为一种主义情怀。“取义”的“比兴”思维再度僵化，“比兴”而成“比附”，而且是强大唯一的政治威权的比附，这诚然不仅仅是中国古代诗学问题，而是“赋诗断章”中更强大的“实学”传统压倒了“诗学”传统。直至第四次文代会，邓小平代表中央主动说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以其独特的非常含蓄婉转的方式，否定了延安时代以来将艺术作为单向度政治工具的错误倾向。这也许正是“实学”传统从历史大势出发，让给“诗学”传统本该有的一些空间。
尽管来自实学与诗学合一的传统内耗缓解，但近代百年来的中国历史，遭遇了西方几百年来的理论大潮一涌而进（19世纪20-40年代和80年代至今),中国古典诗学面对的是更为本质的外争,而且是一种异质文化激活背景下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上世纪80年代后的“1985方法年”､“1986观念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古代文论失语”等的讨论，从某个角度上说，也正是中国古典诗学中“比兴”诗学又一次“文艺复兴”的意图觉醒。当然，我们欣喜地看到，凡是和中国“赋诗断章”以来的古典诗学传统融合得较好的理论，都迅速获得了中国文化和审美习惯的认同，例如西方“象征派”、“意象派”、“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新批评”以及他们的文本批评、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文化批评蔚为大观，绝对不是没有来由的。
“赋诗断章”从一种最原始的实学，渐渐在诗文艺事的领域里发扬广大，开枝散叶，成为中国古典诗学的一种潜意识、前约定，既表明它的“诗人之世”的“道德高峰”的不可企及，也证明了理论和理论背后的文化、思维和时代的问题、语境的紧密相关性。也只有从文化的视角，历史的还原和问题意识的关注上，中国诗学的本土价值、历史意义和当下转换才能理直气壮，自信自强。几千年的民族文化和生活经验，是中国诗学的理论生长的土地滋养，是它能继续不断开花结果的前提。而关于当下中国社会生活、文化思想的大局的问题意识，则是中国诗学的季候风和媒介粉。前修末密，后出转精，乃是学术发展的规律。没有哪一种理论是包治百病的。理论本身不能解决问题，但它应该面对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本身。“赋诗”而“断章取义”而“比兴”而“妙悟”的考察，是一个稚嫩的从文化向度考察中国诗学的尝试。尝试，不在于思路的颠覆或者反叛，而在于重新唤醒问题意识，这也许将是激活古今理论资源和沟通异代生活经验的一个关节点。
从诗学与实学的混一到分裂到绞缠，大体反映了近代中国古典文化中关于文章艺事的驳杂思想历程。在这期间，存在交错并存，时起时伏，曲折反复，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们总是以固有文化语境为思想与理论的出发点。通过比照辨正，人们发现了异质文化的长处，映照出传统文化的不足，于是融会新知，走创新之路，便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从而促成了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国文化与思想总是要求自己不能缺少世俗关怀，它必然会在传统文化与异质先进文化融会贯通的基础上，经过有机创新，以一种全新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①“实学”的概念,此处指“实体达用之学”意｡具体参见《中国实学思想史》｡《中国实学思想史》，葛荣晋主编,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②参见维柯的《新科学》中对“诗性思维”的表述｡
③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文与道的问题》,汤用彤《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可参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一书｡《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罗宗强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④高玉美《佛经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参见《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文化学研究》,1986年第1辑,第62-64页｡《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文化学研究》,季啸风主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
⑤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7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