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乡村小说的当代性
作者：陈国和
当然,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小说不仅仅有刘绍棠､汪曾祺等作家对乡村自然和人性的由衷赞美,同时也有高晓声等作家对乡村社会做出形态各异的批判,如高晓声在“陈奂生系列”中以文化批判的姿态发掘人物身上国民性的文化弱点｡尽管作者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和赞扬”中,“忽视了人物性格本身的逻辑自洽性”｡{14}还有张炜在《古船》､贾平凹在《浮躁》中对家族政治文化的批判｡也有韩少功在《爸爸爸》､王安忆在《小鲍庄》中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则表现出对更为复杂的社会矛盾的批判｡这些社会的矛盾涉及城乡之间､贫富之间以及自我之间等多方面的内容｡矛盾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成为20世纪90年代乡村社会的死结,成为危害社会和谐的定时炸弹｡这在贾平凹等三位作家的乡村创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由于贾平凹等三位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他们对各自笔下乡村世界的封闭､保守､贫穷､落后等进行激烈的批判｡毕竟,他们对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化曾经充满了渴望,而乡村往往只能以城市的“他者”而存在,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如贾平凹在《高老庄》中改造封闭的高老庄的方式是输入西夏为代表的异域城市文明｡阎连科人生三大崇拜之一中就有城市｡{15}而陈应松则为“失语的村庄”奔走呼喊｡这种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一直贯穿于创作的始终｡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立场,他们更愿意自觉认同现代文化,同时又洞悉现代文化视野中乡村种种矛盾的积重难返｡当然,在现实中不同作家与乡村的关系和情感会有一定的误差,在现代乡村书写中,对乡村的俯视与回望往往兼而有之,批判与同情也常常混杂一起｡而这显然不是仅仅用中国文人的悯农传统可以解释的｡
当然,这种同情也是批判中夹杂着的同情,有其复杂性的一面｡正因为这种复杂性使得他们的创作不同于同时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以刘醒龙为代表的这类小说尽管具备了平民化的创作倾向,在不同的层面上表达了对平民百姓生存困境的关注与同情,对乡村生活的琐碎与凌乱､无奈与艰辛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同情｡但他们同时也常将作品视点和作家的创作姿态完全降至平民的生活与琐碎之中,失去了知识分子应当具有的立场,从而导致“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双重失落”,{16}也许这一论断有失公允,但是从这一结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具备了当代性的文学创作才能切合当下纷纭的社会现实和芜杂的农村现状｡
其实,说到底,之所以出现这种批评又同情的创作状况是因为作家民间创作立场的选择｡“民间”一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解释｡这里指“中国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文化形态和价值取向”｡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民间的涵义要宽泛得多,“它是指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渗透在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知识分子把自己隐藏在民间,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作为认识世界的出发点,来表达原先难以表述的对时代的认识｡”{17}也许“民间”作为一种概念缺乏明确的内涵和外延,但是作为一种创作立场却为许多作家所接受｡阎连科认为“劳苦人”是自己写作的核心,{18}并且多次声明自己是农民｡{19}陈应松更被认为是新世纪底层写作的代表作家｡当然,尽管这些作家站在民间的立场上,以平民的姿态进行写作,但是没有放弃知识分子立场｡正因为这种悖论的写作立场才使得他们的乡村小说表现出批判又同情的当代性｡这进一步显示了当代性复杂的品格｡
三､复杂而混沌
昆德拉曾经说过:“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比你想的要复杂’｡这是小说的永恒的真理｡”{20}小说的这种复杂性精神某种程度上与芜杂纷纭的现实生活相对应｡这种复杂性也反映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中｡这种复杂而混沌的当代性品质来源于作家乡村经验的复杂以及对多种文艺手法的成功整合｡
“一个作家不可避免地要表现他的生活经验和他对生活的总的观念;可是要说他完全而详尽地表现整个生活,甚至某一特定时代的整个生活,那就显然是不真实的｡”{21}其实,作品所显示的社会现实生活之所以千差万别,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作家创作立场和人生经验的不同｡哪怕这些作家反映的是同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也常常显示出生活芜杂纷纭的一面｡特别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两极分化的社会问题日益严峻,多数人——特别是处于底层的农民——在文学中处于失语或缺席的状态,要求文学——特别是乡村小说——关注底层的生活的呼声日益高涨｡而如何为人民代言､以何种方式代言都源于作家创作立场的不同｡
乡土小说从它被命名的那天开始就被赋予了浓郁的启蒙意味,鲁迅等乡土小说作家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在对下层人民生存苦难的表达中,形成了“血和泪的文学”｡然而,这些乡村作家往往“以与乡村若即若离､蕴涵着内在悖反精神的游子姿态,叙述着乡村和乡村人的故事｡”{22}正是这种创作姿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创作心理,造就了中国乡土小说“漂泊与回归”､“反叛与眷恋”的独特主题和审美风格｡{23}因此,可以说,中国现当代乡村小说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复杂性｡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当下许多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乡村经验”是模糊､悖反的｡这种模糊与悖反自然与他们价值观念的游移相对应｡“与一直在乡村的黑夜里摸爬滚打的经历相比,城市霓虹灯下的那些‘乡村经验’往往更像那么回事”｡“我们或许需要强调生长庄稼的乡村才是真实的,但乡村生长梦幻,梦幻改变乡村,这也是真实的”｡{24}从这段充满着悖论的文字中,丁帆看出的是乡土作家所面临的困惑与选择的两难:一方面是沿袭着“五四”以来居高临下地用知识分子启蒙的“乡土经验”来书写乡土的记忆,这必然需要城市文明作强大的参照和依托;另一方面是像沈从文那样站在一个“乡下人”的立场去批判城市文明给乡村带来的灾难,在一定程度上又忽略了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现代性”的历史进步意义,这又必然需要舍弃参照系而孤立狭隘地去观察乡土社会生活｡{25}这里,尽管丁帆忽视了当下乡村社会的复杂性特点,但能看到乡村书写者个人乡村经验的复杂性､创作立场的模糊性无疑具有一定的洞察力｡而这种乡村经验的复杂性､创作立场的模糊性必然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并在小说中以复杂的形态表现出来,从而成为小说当代性的重要特质｡
具体到贾平凹､阎连科以及陈应松等作家,他们继承了鲁迅等乡土作家知识分子立场的传统,对乡村的封闭､落后表现出激烈的批判态度｡如贾平凹对仁义村､高老庄､清水街等乡村的批判;阎连科对受活庄､丁庄的藏污纳垢生活景象的揭示,以及陈应松对神农架山区乡村生态的逼真描写等都显示出作者知识分子的立场｡这些与鲁迅的精神传统可谓一脉相承｡但是这些作家在审视乡村落后与迟滞的同时,对乡村的现代化道路表达出自己的疑问和困惑,甚至流露出“文化守成主义立场和反现代性的倾向”｡{26}正如马尔库塞所说:艺术“在其先进的立场上,它是大拒绝——抗议现实的东西｡”{27}略萨也认为,文学存在的秘密理由是它的怀疑态度和反抗精神,他认为无论对生活提出何种质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感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28}正因为拒绝,贾平凹等对当下乡村表现出质疑,这与《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以及《金光大道》等论证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合理性的农村题材小说不同,同时也迥异于改革初期如贾平凹､周克芹等人乡村小说迎合改革开放的明朗格调,更有别于现代社会剖析作家们对乡村所做的阶级分析;当然也不像汪曾祺､何立伟等人在诗化的田园牧歌中寄托自己的文化理想｡贾平凹等三位作家对乡村生态,对乡村的溃败表现出难以言传的“疼痛”之感:对过去的､当下的以及未来乡村都表现出了极度的失望｡对乡村颓败的命运坚信不疑却又无可奈何｡这种创作姿态的模糊与迷惘导致贾平凹等人乡村小说情感倾向的模糊与游移｡而这种模糊中又深深地浸透着绝望与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