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媒体知识分子与经典的危机
作者：张建永 林 铁
而一旦联系现实和向公众开放这样的价值获得了根本的重要性,它们就成为教育和文化生活的仲裁者｡从这一点看,一个社会学观念,一出歌剧或者一出莎士比亚戏剧的价值,都取决于它是否联系现实和向公众开放｡而且假如它未能联系现实面向公众开放,它就可能面临平民主义者(媒体知识分子)的改头换面,以使它对社会改造工程有用｡弗兰克·富里迪以莎士比亚的被简单化为例,认为其动机并不是什么艺术家的洞见,要求对过去大师的戏剧作出重要的重新阐释｡为改变审美感受而对一出戏剧重新阐释,这是剧院发展的必要部分｡然而,“这一次的重新阐释不是审美判断的结果,而是出于联系观众的考虑｡就如电子投票的问题一样,是与公众建立联系的愿望,而不是这一联系的品质,推动了人们使莎士比亚更易于消化｡”④然而有些经典是无法被简单化和浅思维地阐释的,也无法轻易地联系现实以接受更多人接纳的｡这类经典既不能被媒体知识分子加以平民主义的改造,那就必然会遭到他们的轻视或者弃用｡
媒体知识分子对经典进行审美降解和浅思维解读显现出他们就是对公众的低期望值｡在媒体生态中,“知识与日常洞见的界限模糊得最厉害｡”正如弗兰克·富里迪在追问“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时得出的结论一样,媒体知识分子把大众视为“儿童”,降低了文化和学术标准,同时也淡化或转化了自身的身份感｡即鲍曼所说的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转换,媒体知识分子没有“立法者”所承担的建构和创见的责任,所做的是推进交流——“转译在一个团体传统之内的言说,使它们能在另一个传统的知识体系内被理解”｡⑦对于媒体运作而言,“理解”恰恰正是其存在基本前提或者生命线｡
最终,对经典的浅思维解读导致知识分子自身的贬值｡“媒介方面独特的事件的传递,使人产生一种短暂感和肤浅感｡在这一方面,现代性有助于培育一种浅薄的文化,在这种文化里,没有任何东西看起来具有持久的价值”,⑧内在标准在不停地迁就中最终改头换面,不仅助长了对真理知识的相对主义态度,同时也必将走向真理的反面｡富里迪用“颠倒的势利”: 对势力小人的传统定义是一个思想和行为受到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庸俗羡慕推动的人｡颠倒的势利则起因于对普通和流行的不加批判的拥抱｡颠倒的势利不加批判地批评各种过去所珍视和培养的文化｡④
在波斯纳看来,知识分子在大众传媒上出售的是一种“信用品”,由于信用品无法事先测定其质量,只有在消费中才能了解,因此,名人､权威､专家等身份符号在此类产品的出售中非常重要,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电视屏幕上的作者名下不断出现的提示观众的“教授､院长､著名学者”等字样｡同时,在大众传媒主导下,决定一个文本价值的是知识分子(如主讲人)的形象和言说所提供的快感,而非文本自身所提供的快感,作品的价值被非作品的外在媒介价值所取代,受众效应和经济尺度决定着文化生产的整个过程｡任何文化产品的价值都必须通过一定时间内的消费才得以实现,所以,知识分子的成功有赖于推销他们的产品,进而使得更多的受众认识和接受这些产品｡所谓知识分子的成功也就转而成为与媒体的接近程度,以及利用媒体所获得的文化资本的多寡｡他们的成功并不在于他们说了什么,更在于媒介把他们的形象推销给了公众｡知识分子关心的是如何在媒体上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形象,因而他们最终目的是自己社会关系的扩大再生产,而不是自由的文化价值的再生产｡一言以蔽之,媒体知识分子既贬低了经典的文本价值,又贬低了藉以构建自身的内在价值｡
三､媒体知识分子的悖论
“大众媒体向社会渗透自己制定的意义的力量绝对是空前的”｡“大众媒体取代了宗教的位置,成为传递‘常识’的监护人和真理仪式的主要生产者和再生产者”｡⑨大众媒体在当代文化建构中的主导性地位,迫使媒体知识分子从知识生产､话语阐释以及观众接受等方面修改了经典的存在形态｡很多观点认为经典通过知识分子在大众媒介的宣讲扩大了经典的影响,有利于文化的传播与继承,他们显然忽视了一个严酷的媒体事实,那就是当“百家讲坛”这类节目收视飙升的时候,而同样是CCTV的“文化视点”､“读书时间”等知识分子介入的文化类节目却因收视走低而遭删废｡换言之,在大众媒体面前,知识分子让度了原有的话语权｡“是从媒体的传播方式来决定学术含量” ,⑥不是任何知识分子介入媒体都能获得媒体的与知识分子的双赢,也不是对经典的任何方式和程度的解读都可以被媒体所接纳｡万卫在“百家讲坛”由衰而盛的运作发展中得出的结论是:“收视率促使你必须关注大众文化｡“百家讲坛”的诞生实际上是精英文化,但是随着市场的介入现在需要变成一档大众文化节目｡”“我们发现精英式的讲述在“百家讲坛”都是失败的,电视语态应该是讲细节,以故事来吸引人,以情节来取胜,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地总结要求主讲人做到这一点｡”②媒体生存与市场化的内在要求必然决定了知识分子介入媒体的过程中存在一个遴选机制,其直接后果就是弱化了知识分子的精英姿态,同时也弱化了知识的精英式文本状态,而成为易为大众共享的餐点｡所以“百家讲坛”的成功者易中天的话能一语中的:你要想在“百家讲坛”讲好,第一个条件就是你甘愿被修理;第二是你能够被修理｡
那么这种“修理”方式或者遴选机制是什么呢,据万卫看来,“有一个三维空间选择法,首先就是“百家讲坛”以前注重的学术根基,我们叫y轴｡后来发现有学术根基的专家非常多,但是不一定都能上电视讲,他还需要有适合大众的表述能力,我们叫x轴······我们在播出中发现,这两点都具备观众还是不喜欢,因为观众看电视的时候把主讲人当作一个人来看,不是当作一个普通的说话机器｡那么在讲的时候你是否有人格魅力很重要,我们把人格魅力定义成z轴｡人格魅力很难量化,只能说“百家讲坛”现在非常火的这几位主讲人应该就是具备特别的人格魅力｡”②这个遴选机制本质上暗含了媒体知识分子的存在悖论:首先,媒体开拓了知识分子的言说空间,改变了知识分子蜗居学院书斋的传统状态,由专业知识分子转变为疑似公共知识分子,然而悖论在于,一方面,知识分子要突破自己的专业领域进入公共角色的普遍社会关怀;另一方面,为了使得这种进入以及表征的号召力更有影响,他又必须从他所反对的制度化和专业化中获得某种必要的言说资格和文化资本,即所谓的“学术根基”｡媒体知识分子尽管较之一般学院知识分子要名噪一时,可以背弃学院知识分子的价值认同和言说方式,但他无法舍弃学院体制赋予的等级符号和学院知识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