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媒体知识分子与经典的危机

作者：张建永　林　铁

　　 其次,尽管媒体传播自身的公共性,但“随着传媒的发展,公共性现象已经越来越脱离共享的公共空间,它已经变得解空间化､非对话性,而且越来越由传媒(尤其是电视)所产生并通过传媒获得的独特的可见性类型紧密相关｡”{10}换言之,媒体制造的公共性极容易转化为媒体的专制,而剥夺知识分子的主体性｡所以媒体知识分子与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不同的,媒体知识分子即使在讨论公共话题的时候,他们所遵循的,不是自己所理解的公共立场,而是受媒体决定的隐蔽的市场逻辑,即使在诉诸批判的时候,也带有暧昧的商业动机,以迎合市场追求刺激的激烈偏好｡文化品味是媒体吸纳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理由｡但前面所述的“X轴”与“Y轴”表明,所谓的“文化品味”不过是依照商业法则被处理好的深度意义上“去品味”的消费品(或者消费趣味)｡在此,富里迪的观点一针见血:“所以,虽然知识分子的工作比过去更引人注目,但其职能是由机构及其专业人员而不是知识分子实现的｡那些试图通过媒体传播思想的知识分子,常常变成服务于这一节目的发言者特写头像(talking head)｡他们常常发现只有他们提供没有损害的针砭和娱乐时,才会被容忍｡”④媒体表面上拓展了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但实际上却缩小或限制了其话语空间(比如批判话语,比如学术话语)｡
　　最后,媒体知识分子的产生表面为经典赢得了大众,但媒体的同质化和浅思维处理的后果是,造就了一大批媚俗艺术爱好者,其特征是“智力的被动性和精神的懒惰”｡而“真正的艺术不接受轻松舒适的一般化概括”{11},但大众传播导致,在大众娱乐的品质和价值与作为真正的思想革新和艺术创造的作品之间,已经很难作出区分｡而“标志着这个社会特点的,是‘思考’的缺席,对自身视角的缺席｡”{12}取消这两者之间的区别那也就意味着取消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表述的自由身份,而只被获准提供最大程度大众化的品质和价值｡布尔迪厄警告我们,最大的危险是倾向于取消知识分子独有的权利,即根据他们自己的标准来估价他们自身及其生产的权利｡一旦文化作品和思想作品的价值取决于文化生产领域之外的机构,它就容易受到鼓励顺从主义和科层化的倾向的影响｡“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主题是强加的,交流环境是强加的,特别是讲话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种种限制的条件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不可能”｡①
　　“存在着把《哈姆雷特》当娱乐产品兜售的‘特殊类型的知识分子’”｡阿伦特的诊断十分到位,媒介主导的消费主义时代,这一现实已然无可避免｡媒介知识分子的公共性而无自主性,解释性而无创造性,商业性而无自律性,这在目前还是难以克服的悖论｡但显而易见的是,拒绝媒体绝对不是知识分子的明智选择｡当我们审视经典的当代危机时,流行文化､消费思潮､视觉文化､后现代主义等等都可能成为肇因,但对知识分子本身而言,“今天的问题不是麻醉人的娱乐的增长,而是缺少对提高学术和艺术水准的肯定｡”④也就是说,经典的危机不止是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问题,而更可能是知识分子身份自觉和价值确证的问题｡
　　(作者单位:湖南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①[法]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②张磊 　　author=张磊&bid=583334>､尚希 ､万卫《解密<百家讲坛>》,《主讲人是核心竞争力》,《北京青年周刊》,2007年7月19日｡
　　③[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
　　④[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戴从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⑤[荷]福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96｡
　　⑥丁洁如 ､孟宪实《知识分子可以讨好大众》,《北京青年周刊》,2007年6月14日｡
　　⑦[英]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⑧[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5｡
　　⑨[英]约翰·斯道雷《霸权与大众媒体的象征性权力》,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6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0}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1}[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2}[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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