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媒体知识分子与经典的危机
作者：张建永 林 铁
一､媒体知识分子的产生
媒体知识分子是在当代政治意识形态默许的前提下,媒体文化和知识分子内部共同召唤的结果｡布尔迪厄命名为“电视知识分子”指的就是在电视上“挖一段时间”,依托媒体生存的人｡“电视只赋予一部分快思手(fast-thinker)以特权,让他们去提供事先已经消化的文化食粮,提供预先已形成的思想｡”电视部门掌握着一本通讯录,其名单永远不变,电视节目若涉及俄罗斯,找X先生或太太,涉及德国,就找Y先生｡这些媒体常客,随时可以为媒介效劳,时刻准备制造文章或提供访谈｡①我们所说的媒体知识分子与此无异,主要就是指借助媒体的平台,同时也接受媒体市场公开运作的规训,传播､推广自己的知识和名望的那一类知识分子｡
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谱系来看,媒体知识分子作为新世纪一个典型的文化现象与以前的知识分子群体有很大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转型的现代性语境下,我们曾涌现了一大批以“启蒙——批判”为特征具有普世理想的“介入型”知识分子,当时知识界此起彼伏的热烈争论也表明知识分子在不断出示对历史时代､社会生存以及形而上问题的主体性追问和整体性建构,“六经注我”成了这一主体性追问的典型姿态｡经典(包括中国传统的与西方的)成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思想文化建构的最重要的基石｡但这一情形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变化,大学教育在管理方式上逐渐靠拢企业化的科层管理模式,知识按照严格的学科分工建制进行生产和流通,并且以一套严格的学科规范对教授的知识成果进行专业评估｡知识分子只能在学科专业标准的规训之下,生产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产品,并且按照学科的等级评价制度,步步追逐更高､更多的文化资本和专业权威｡学科化和专业化导致的后果就是,一方面普遍知识分子的消失,格尔兹意义上“地方性知识”兴起,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者不再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论域和共同的知识旨趣,形成了一大批“我注六经”的技术官僚;另一方面,专业知识分子对学院体制的生存空间和价值依托,使得其知识话语越来越远离公共空间,难以“介入”时代社会｡
而媒体知识分子从某种程度上纠正了专业知识分子的封闭姿态,从一开始就带有敞开的平民主义特点｡媒体的大众化､特别是国家媒体(如CCTV)所肩负的公共教育､价值训导､文化传播的功能,导致对依附它的知识分子之公共性的必然期许｡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介入媒体(或者说媒体吸纳知识分子)还有一层抵制大众媒体“泛娱乐化”的含义｡以创办于2001年的CCTV“百家讲坛”为例,面对新闻､娱乐､广告统治的媒体,其制片人万卫的定位是:“让专家学者走出象牙塔为百姓服务,做学术大师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桥梁,这就是“百家讲坛”所追求的目标｡”②也就是说,媒体与知识分子的结合既改变了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体生态,将象牙塔内的精英文化注入大众媒体,又移换了知识分子的话语岗位和文化立场,正如布尔迪厄所洞见的:一方面,媒介为知识分子提高自己文化资本提供了场所;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利用媒体来提高媒体的收视率｡双赢成了这类节目开办的题中之旨｡
然而,大众传播时代消费主义文化的背景,使媒体与知识分子的结合必然不止是一种制片技术意义上的结合｡“大众媒体借着扩大接受的领域,降低了知识分子合法性的来源,以更宽广的同心圆——那些要求较不严苛因而更容易获取的同心圆——包围了职业的知识分子,而以往职业的知识分子是正统的合法性来源……大众媒体已经打破了传统知识阶层的封闭,以及传统知识阶层的评价规范和价值标准｡”③换言之,对知识分子来说,大众媒体的介入,除了扩大了其言说的公共空间之外,在深层次上更影响了知识的生产(规范与标准)｡毫无疑问,走进媒体,在今天同时也意味着要走进商业市场､走进消费逻辑｡知识成为文化商品,媒体对依附于它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个遴选标准,更有一套包装流程｡而这一切在收视率的魔咒下,都不得不服从于难以抗拒的商业消费逻辑｡致命的是,商业运作对文化生产的内在价值毫不关心——它只对它的货币价值有兴趣｡
为了获得最大范围的收视效应,媒体知识分子不得不顺应文化商品的包装生产线｡弗兰克·富里迪曾引述阿伦特的观点,认为文化产品的市场化导致它们质量的下降,这样做的结果“不是解体而是腐烂,那些推进它的人不是锡盘巷(Tin Pan Alley)的作曲家,而是特殊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通常大量阅读,信息广泛,他们的惟一作用就是将文化产品加以组织､传播和改变,以便说服大众《哈姆雷特》可以像《窈窕淑女》一样有趣,而且或许一样有教育意义”｡④
德布雷在其著作《教师､作家､名流:现代 法国知识分子》中描述,向媒介妥协,并依赖于媒介来获得自己的文化资本,把学术和流行时尚混为一谈,以大众媒介的尺度和标准来侵蚀学术和艺术的自律准则,进而以“上镜率”和“收视率”来获得“功夫在诗外”的附加资本,并扰乱学术自身的游戏规则｡依照德布雷的看法,大众媒介有其自身的运作规则,这就是市场规则和商品化,而知识向媒介的倾斜实际上就是知识自身规则的衰退,并向媒介法则投降｡所以,他认为,知识分子通过媒介来增加名声,就是蜕变为名流的必然过程｡名声作为一种商品和特殊的价值,在媒介时代不可避免地成为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追逐的目标｡制片人万卫认定主讲人(知识分子)是“百家讲坛”的核心竞争力,主讲人已经被包装为学术明星,出书､出碟､讲学等全程一条龙｡明星(名流)化成了媒体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
二､媒体知识分子与经典
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创造了经典,经典也创造了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介入媒体改变了自身的认同价值,也改变了知识自身生产的原有秩序,也就必然影响了文化经典在当代社会的命运｡一个常识是,中西语境下经典都具有规范､典范､法则､范例､准则等意思,它不但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过时间考验､以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权威性文本,更包含此类文本所藏含的制约人的思维､情感与行为的文化规范之义｡“没有经典方面的教学,其前景是全然不令人鼓舞的”｡⑤无论是以启蒙､批判､建构为特征的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还是以专业化､学院体制化为特征的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都保持了对审美文化生产主导权的控制,和经典阐释话语权的主体地位,维护了经典的秩序和规范｡尽管20世纪90年代学院知识分子曾经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声音,意在重新核定经典的评价标准(从政治标准到审美标准),重新梳理经典的文学史序列,但这并没有否定或者弱化经典本身,没有停止或松弛对经典所潜藏的无可替代的意义之维的探求,自然也就没有动摇知识分子对经典合法化的仲裁权威｡但大众传播时代媒体知识分子的出现改变了对传统经典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