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神圣光环下的魅影
作者：翟永明
城墙上挂着的是暴动者欧阳朗云的人头,他因刺杀桐江知府而被砍头示众｡砍头示众是支那最常见､最常用的对犯人的惩罚｡欧阳朗云,越南侨民,银城育人学校物理､化学教员,1908年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
在这冷冰冰的描述中,丝毫看不到秀山次郎一点个人情感,这种由悲伤到冷静的情绪转变构成了对“革命”的一个绝妙的隐喻,昭示出其残酷的编码机制是如何在瞬间使一个血肉丰满的人如鲜花般凋零,变成风干的标本｡
李锐的小说还尖锐地批判了一种已发生了质变的异化了的革命,这种革命带来的不是社会进步,相反却是一种破坏与倒退,因此它对个体精神世界的戕害也就更加触目惊心｡
“文化大革命”一直是李锐小说追问的中心｡作为一场全民狂欢式的“革命”,“文革”所具有的疯狂的精神痉挛性不仅直接褫夺着个体的肉体存在,而且还直接摧残着人的精神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个体生命最无情最为彻底的毁灭｡《旧址》中,李乃之为了革命出生入死,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但是他的忠心耿耿和满腔赤诚在“文革”中换来的却是打击与迫害,他的人格尊严被“革命群众”肆意践踏,最后孤苦地病死于医院中,连一个亲人的面都没见上｡在整理他的遗物时,人们发现了一张写满了字的《人民日报》,上面密密麻麻的只写了一个词:“革命”,那些字首尾相接填满了报纸的所有空白｡可以想见,李乃之在写这些字的时候,内心是充满了多么深厚的悲哀,对“革命”的不解与困惑完全倾泻了出来｡
同样在《黑白》中,知青黑与白也遭遇到了类似的“革命”困境｡他们将“革命”奉为至高无上纯洁无瑕的神,带着“革命”的崇高信念走向农村,为革命献身成为他们最大的幸福｡在这种理想的支撑下,他们不仅多次拒绝了返城的机会,而且在语言行为与生活习惯上也竭力向农民靠拢｡但是现实的生存状态很快将他们逼入了绝境,白学习农村妇女留在家里生育时,受尽了痛苦的折磨,人格尊严也遭到了无情的践踏｡而小山的出生更使他们陷入了无法调整的矛盾之中,最后两个人只能选择自杀来实现解脱｡小说通过他们的死尖锐地批判了极左“革命”带给人精神上的荼毒｡
如果说极左“革命”给李乃之及黑白带来的是沉重的惘然与困惑,那么在《旧址》中延安与歪歪的婚姻则表现了这种“革命”通过对人思想上的驯服带给人精神上的毁灭,这种驯服更为可怕,他使人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价值判断,而完全堕入“革命”预设的思想逻辑框架中｡李乃之的女儿延安在“文革”中不仅坚决地与父母划清了界线,而且积极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带头到农村进行锻炼｡为了脱胎换骨的改造自己,她还嫁给了憨傻的放羊娃歪歪以示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决心｡在得知她母亲被迫害致死后,她竟无动于衷,甚至在歪歪提出要戴孝的时候,她还批评歪歪在搞封建迷信,并声称“不能因为这件事影响了队里修大寨田的革命工作”｡在革命的“教育”下,延安已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与人情,完全变成了一个被掏空了主体情感的干壳｡
《无风之树》中的苦根儿生命更为干瘪,他的内心活动与思想情感都是由毛主席语录组成的,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也皆可在语录中找到根据,实际上他作为生命个体的情感已被“革命”观念完全抽干｡他对性毫无兴趣,从不考虑成家,而是时常把苦难作为衡量革命彻底与否的标准,整天像一匹马一样嚼着黄豆,以使自己保持坚定的革命意志｡他将拐叔逼到了绝境,但是在他听说拐叔上吊自杀的消息后,除了没有一丝同情和悔意外,反复强调的居然是“我真没想到咱村的阶级斗争会这么复杂,太复杂了”｡在苦根儿身上已发现不了任何人之为人的特征,他已变成了一具地地道道的毫无情感可言的行尸走肉｡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异化了的“革命”不仅残酷地剥夺个体的生命,而且还在控制人的精神过程中,无情地践踏人的灵魂,使人最终变成一架可由“革命”来操控的机器｡
二
李锐对异化变质的“革命”的批判与思考必然会关涉到革命中民众本性的反省｡不可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推动力,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作为革命的主体,群众是革命得以成功的关键,没有民众的参预,革命的胜利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同时,革命所宣扬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兴盛与独立,而这一动机最终要落实到对民众的解放,维护民众的利益上,因此,革命必须通过肯定民众的价值以让民众尽可能地参预到革命中来｡但是,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发展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神化大众”的思潮,在特定历史时期,这种为了强调民众之于革命的决定性作用而美化民众的潮流颇为壮观,尤其是在40年代直至“文革”,这一趋向更被推向了极致,这种对大众的神化往往极易使人忽略民众本性的负面因素｡
实际上,由于长期的封建文化的熏染,广大民众的心理深处普遍积淀着根深蒂固的诸如暴力､自私､狭隘､阴暗等民族集体无意识,这对他们在“革命”的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果,并对社会构成一种强大破坏力｡早在1930年,奥尔特加·加塞特就曾在《大众的反叛》一书中惊呼西方文明正面临着空前危机——群众正走向社会权力,他指出,群众反叛乃是对其自身命运的反抗,而群众的胜利则证明暴力的铁律｡在《旧址》中的那场“银城暴动”中,以陈狗儿为首的农民赤卫队“率先解除了地方团防的武装,砍下了老财高炳辉的头,杀了高家所有的男人,分了高炳辉的粮食和家财,并且又用一根麻绳把高炳辉的头拴起来,吊在一根竹竿上四处游街”｡祖祖辈辈受尽饥寒和压迫的农民像过节一样迎来了革命的暴动,“于是,便有许多血红的人头吊在麻绳上,像过年的灯笼一样穿遍四邻八乡的大街小巷”｡更为可怖的是,陈狗儿“有一天在把老财家的男人杀光之后,又把所有的女人们赶进小姐的闺房……大笑着把雪白的太太小姐们挨个都‘尝了一遍’,并且论功行赏,叫他的队员们和他分享”,“终于有一天,陈狗儿……又把属于贫农雇农的厨娘和女仆们也尝了一遍”｡这些行为可以清晰地看出群众在革命中试图改变自己命运寻求解放的同时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利亚斯·卡内提在其代表作《群众与权力》中,对群众的“破坏癖”进行了深刻分析,他认为群众的破坏癖在不同的国度和文明中都存在着,他们之所以进行破坏,是要打破禁锢自身的等级制度,“他感到轻松,因为所有把他推回到自身并禁锢在自身中的距离都已清除｡由于去掉距离的重负,他感到自由了,而他的自由就是对这些界限的超越｡他想,他获得了自由,其他人也应该获得自由,他期待着他们获得自由｡瓦罐所以激怒他,是因为瓦罐只是界限;房子激怒他的是紧闭的大门｡典礼和仪式,保持距离的一切东西,都对他构成威胁,使他无法承受｡”④《旧址》中李氏家族在解放军的枪声中崩溃的同时,大批革命群众涌入以前他们根本无法进入的李宅,大肆破坏着其中的回廊曲径雕窗画牖,最后还拽倒了李氏家族的象征——两座石牌坊,锯倒了有着五百年历史的老槐树｡这种破坏是因为这些形象“表示着它们的长久存在,它们很久以来､自古以来就已存在,高高矗立,不可动摇;怀有敌意去接近它们是不可能的｡而现在,它们被推翻了,被打得粉碎｡解放就以这种方式完成了”｡⑤在所有的破坏中,火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因为火的破坏是无可挽回的,也是最为彻底的,在某种程度上,火也是群众最有力的象征｡《万里无云》虽然讲述的是“文革”之后的事情,但小说中的人物依然保持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心理特征,他们带着一种近乎白热化的狂热情绪祈雨,最终导致了灭顶的火灾,不仅烧掉了大片的林木,而且烧死了两个充满童真的孩子,这场火具有明显的隐喻特征,它象征着狂热而又盲动的群众所带来的彻底的毁灭与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