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神圣光环下的魅影

作者：翟永明

　　在群众强大的破坏力中,还可以清晰地看出蕴含在群众身上的一种强烈的占有欲､补偿欲和报复欲,这是由于他们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一旦被压制的能量释放出来,就会寻求最大程度的补偿,这种补偿的过程包含着百倍的贪婪和阴暗的心理｡不论是《旧址》中陈狗儿领导的农民赤卫队的暴动,还是《二龙戏珠》中群众们对“土改”的渴望皆来源于对有钱人生活的羡慕,他们“革命”的目的只是要过这些富人们的生活｡因此才会有陈狗儿的斩尽杀绝后,将太太､小姐､厨娘､女仆挨个“尝了一遍”,才会有土改群众们在把地主老财的财产瓜分贻尽后,把女人们也当作胜利的“果实”进行了分享,并向往着自己也能当一回财主｡这实质上是对旧有的不平等生活模式的继承与扩大,他们“革命”的真实目的完全偏离了“革命”的最初设想｡除此而外,当“革命群众”的某些欲望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实现时,他们又会通过各种途径,在欲望想像中实现恶意的满足｡《旧址》中入住李氏宅院的底层民众经常掩饰不住对九思堂的新奇,拦住冬哥问这问那:
　　“冬哥,鱼翅燕窝啷个样子,啥子味道?”
　　“冬哥,太太小姐些也都读书认字?”
　　……
　　“冬哥,四五房姨太太啷个睡法?一天天轮到起呢,还是大家伙到起?”
　　“冬哥,他们姨太太也娶起三房五房,为啥子叫你打起几十年的光棍?”
　　在这些问话中,可以感觉到问话者最感兴趣的依然是物质享受和性的隐密满足,而当这种欲望被推向极致时,激起的就是对原拥有者强烈的报复欲与仇恨欲｡出生于资本家但后来追随了革命的白秋云在“文革”中接受劳动改造时,管理他们的张财是“一名粗壮的农工”,他对那些来改造的“当官的”和“官太太”们无比仇恨:
　　你们这些当官的､官太太全他妈是狗屎堆!我张财三代贫农,我爷爷是门头沟下煤窑出苦力的,我爸爸是天桥拉洋车的,我他妈是种菜的｡凭什么我们就得几辈子出臭汗呀,啊?凭什么你们就成天吃香的喝辣的还他妈多领钱儿?这他妈理儿顺吗?要不怎么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呢,要不怎么毛主席瞅着你们不顺眼呢,全他妈狗屎堆!干活吧,您哪,也他妈当当这劳动人民吧!
　　在张财的管理下,文弱的白秋云深受其折磨,他不仅随意践踏白秋云的个体尊严,让其不断承认自己是“狗屎堆”,而且还逼迫白秋云在两个大粪池中间嗡嗡的蝇阵和冲天的恶臭中边倒粪边吃饭,并最终迫使白秋云服毒自杀｡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广大的群众长期处于贫困的物质生活中,但拥有贫穷并不等同于拥有纯净的人性,在他们变革社会的能量释放中,也包含着某些人类丑恶野蛮的行径,并构成了对社会发展以及美好人性强大的破坏力量｡因此,很难说这样的“群众革命”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文明的进步｡《旧址》中自九思堂为群众所占后,显现的是这样的景象:“回廊画栋下挂满了灿烂的尿布和衣服,曲径通幽处摆起了堂皇的粪便,假山竹丛里整日传出孩子的喧嚣,夜静更深的时分青灯烛照的书房内,响起来男人雄壮的吼叫和女人快乐的呻吟……”这就是革命成功后的生存景观,精神的象征被低俗的生活方式淹没,“革命”所宣扬的目的在这样真实的生活场景中被完全消解了｡
　　李锐的小说在对民众这些负面因素的揭示过程中,不仅实现了对“革命”客观冷静的全面审视,而且也折射出李锐对于神化大众的态度｡在他看来,“反智主义大旗下的神化大众,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最可怕､最麻木､最残忍､最具摧毁性的一种人类现象｡”⑥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这种对大众的神化虽包含着很多社会实际的因素,如救亡的迫切要求,但无疑也存在着知识分子参与的原因｡从世纪初李大钊在《新青年》上欢呼“庶民的胜利”到北大《新潮》派主将罗家伦的“猴子论”,再到1928年为“工农”或“革命大众”的“革命文学”的提倡,最后直至毛泽东把群众话语纳入“国家”､“阶级”的框架中,将人民群众尊为“上帝”,并在“文革”中将这种秩序规定推向了极致,赋予民众无上的权力,这整个过程知识分子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是,在对群众地位提升的过程中,却也伴随着知识分子地位的滑落,并最终匍伏在人民大众的脚下,接受从里到外剔骨换血的大改造,当初的启蒙金字塔被完全颠倒过来,由知识分子推崇欢呼的广大群众反过来却将知识分子打入牢笼,这是历史的悲剧,更是知识者自身的悲剧｡从这一意义上说,李锐的小说不仅对民众的本性进行了反思,同时对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反思｡
　　
　　三
　　
　　鲁迅很早就表现出对虚假“革命”的厌恶,他尖锐地指出“革命”简直就是一场社会闹剧,是无谓的弑杀和牺牲｡1925年他曾激愤地说:“我仿佛觉得没有中华民国｡我觉得在革命前,我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⑦“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⑧这种“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恶性循环给人类的文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并阻碍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实际上,“革命”在中国明显存在着“误读”现象,它与西方的“革命”观念有着明显的不同｡霍布斯鲍姆在《革命时代:1789—1848》一书中曾提出所谓“双轮革命”——法国政治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观点,它认为“革命”有两种运作模式:一种是政治体制的激烈变革,包括暴力的颠覆;另一种是科技力量和社会变革的渐进过程｡可见,“革命”不仅有暴力破坏的一面,还应有积极建设的一面｡但是,上一世纪特定的民族危亡情势极易使人们从民族传统中唤起狂欢节日般的集体记忆,使得西化的“革命”在传入中土后与之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产生的结果就是人们过滤掉了“革命”本身所包含的建设因素,而强化了其暴力的特点,从而给20世纪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带来持续破坏的动力｡也正是基于此,李锐小说对“革命”客观全面的思考与审视才显露出真正的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张园齐《白话易经》,第260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卷一),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
　　③李锐《旧址·后记》,第302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④⑤埃利亚斯·卡内提《群众与权力》,第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⑥李锐《我对现代汉语的理解》,《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3期｡
　　⑦⑧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6页,第5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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