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神圣光环下的魅影
作者：翟永明
作为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关键词,“革命”几乎席卷了历史的各个角落,几乎任何一种历史行为中都有它的身影存在,它制约着历史的各种发展因素,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的发展走向｡客观地看,“革命”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如在一个国家不统一､民族不独立､社会不安定､政治不清明的社会里,“革命”会为一个强有力的､高效廉能的､能实现国家统一和确保社会安定的全新国家政权的建立提供必要的前提｡不少历史事实也证明,每当国家的政治､经济彻底恶化,各种矛盾难以调和时,“革命”往往会打破重重束缚,推动社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期｡以20世纪的民主主义革命为例,1949年前中国社会的统治集团,从晚清政府到北洋军阀政府再到国民党政府,其本身或自始至终都不能推动现代化进程,或越到后期越成为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障碍,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执着于依靠武力维护本集团既得统治权益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因此,要打破这种既存的社会秩序与架构,就必须采用武装斗争的方式即暴力革命的方式｡这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当时现实中国社会中的“绝对”真理,任何主义､理想或现代化发展范式,若无军事实力的支持或主导,就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同时,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制度长期统治､封建的自然经济闭塞落后,封建的思想意识､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农业大国里,没有暴力革命的扫荡,封建的根基无法撼动,历史的惰性无法打破,土地制度变革与农民生存状况的改善也无法实现｡因此,革命在历史的行进中往往发挥着扫除变革障碍的重要作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革命”神圣光环的笼罩下,人们对“革命”的认识与判断很容易陷入单纯与简单,“革命”所包含的另一面影响往往会被人有意无意的忽略｡这首先表现在“革命”本身所包含的暴力因素以及这种暴力所带给个体生命的巨大损害上｡“革命”一词在中国古语里早已存在,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兽皮治去毛曰革｡”其中含有脱离､剧变和死亡之义;“命”意谓生命､命运､天命等义｡两字合而用之最初现于《易经》:“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①后“革命”成为儒家学说中重要的政治话语,它延续“兽皮治去毛”的古义,指朝代更迭过程中,以武力推翻前朝,包括大规模的杀戮｡但这里的“革命”不仅仅包含着“暴力”的含义,而且强调其像四季轮回一样,是受之于天命,顺乎民心的行为,这就确立了“革命”的合法性存在｡在近代,随着封建王朝的日薄西山以及西学东渐浪潮的冲击,“天意民心”的说法渐为19世纪以来的进化论所取代,这使得近现代“革命”中包含的暴力获得了新的合法性支撑｡毛泽东在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宣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②这种对“革命”的界定反映的正是中国传统革命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结合,这一界说后来成为长期指导中国社会革命和发展的中心思想,也是文学创作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它对20世纪“革命”话语的阐释产生重大的规约性力量｡长期以来,中国主流文学对“革命”的表现总是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将其纳入国家､民族等“宏大叙事”的模式中,强调其“合目的性”的特征,以历史必然性规律作为认识与评价“革命”的终极标准,即使偶尔涉及到革命中个体生命的付出与牺牲,也最终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被掩盖了｡李锐的小说即是要打破“革命”的政治学诠释的单一规约,剔除其强烈的功利色彩,揭示出其“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背后隐藏的“暴力”对个体生命的损伤与压抑,同时也对革命中民众本性的负面因素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一
在李锐关于“革命”的表述中,“革命”像一头凶猛的巨兽吞噬了无数个体生命｡《旧址》是以一个家族的命运变迁来反映一个世纪的历史发展,在历经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后,李氏家族的成员被“革命”的洪流一个个吞没了,在李锐与“祖先与亲人”“对话结束的时候,剩下的只有我自己”｡③在小说的开篇,包括族长李乃敬在内的李氏家族几乎所有成年男子毙命于镇压反革命的枪声中,之后是之生与冬哥惨死在红色革命群众手里,并导致挽救李氏家族的唯一希望李紫痕悄然自杀,而亲手葬送了自己家族的革命者李乃之却又被疯狂运转的“革命”机器甩出,悲惨地病死于医院中,随夫出逃的李紫云尽管躲过了“革命”的制裁,但却孤苦伶仃地留在大洋彼岸,忍受着思乡的痛苦｡所有的人都被各种名目的“革命”卷入漩涡,在徒劳的挣扎中最终被“革命”强大的力量淹没在幽深绝望的古井中｡但是,这些被吞噬的人物毕竟还有着自己的名姓,那些被“革命”的车轮碾得粉身碎骨的无名无姓的个体在历史中更是多得不计其数｡《旧址》中描写的1927年12月的那场“银城暴动”,最后是以三千八百多个农民在机关枪的扫射中像落叶一样飘零为结局｡57位共产党员的头颅,被挂在五个县城的城门上,“历时整整一年,直到头发脱落肌肉腐烂,变成五十七具骇人的骷髅”｡被押去给革命的领导者赵伯儒和陈狗儿陪刑的十数个农民,也被熊熊的烈火活活烧死｡同样在反映世纪初的一场革命的《银城故事》中,这种鲜血淋漓的屠戮场面也随处可见｡刘振武的新军在桐岭关遭遇农民义军后,凭借着自身的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将几千名组织松散毫无战斗力的天义军很快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此外,革命者欧阳朗云的冒失行动导致巡防营统领疯狂的杀死疑犯,以逼出革命党人,刽子手每天砍下的两个无辜的人头,“滚在草地上留下殷红的斑斑血迹”｡而残酷的站笼刑罚将“被杀者的挣扎､惨叫､哭号､咒骂､哀求,和他们的眼泪､鼻涕､汗水､鲜血､粪便一直在站笼里被榨出来”,成为一只可以任意宰杀的牲畜｡这里“革命”残酷的一面已昭然若揭,它在推动历史进步的过程中也不动声色地吞噬掉了无数个体的生命｡
由于“革命”是以铁的手段去打破旧的规范重建新的秩序,因此它竭力强化的是一种利害关系,这使它规范与排除了人的一些真实情感,只要某种多愁善感的温情威胁到“革命”本身的利益,它就会极力加以剔除,甚至进行严厉的惩罚｡《旧址》中李乃之与同志们暗杀叛徒陈先生的情节对此表现得最为精彩｡陈先生是李乃之大学时代的革命启蒙老师,他经常与同学们一起去陈先生家读革命书籍,接受革命教育,在密切的交往中与陈家老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但残酷的现实是,由于陈先生叛变了革命,李乃之必须按照党的指令与同志们杀死他,这使李乃之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中,尽管他后来果断地协助同志们完成了任务,但他却在安全地返回宿舍后,拼命地呕吐,然后“一遍又一遍地用肥皂洗起手来,可无论怎样洗,也不能把那个肮脏恐怖的触觉从手上洗下去”｡事后他仍“禁不住三番五次地回想起一张微微仰着的慈祥的脸,回想起红苕焖饭的香味,回想起在桌子下面画胡子的大男二男”,甚至在入了党后,“还一直惦念着大男二男,和那个双目失明的老祖母”｡最后他终于忍不住去了一趟陈先生家,并留下了20块银元｡但就是因为李乃之的这一行为,使他受到了党组织最严厉的批评,因为在“革命”看来,除掉陈先生虽不可避免地会给他双目失明的母亲以及两个年幼的孩子带来伤害,但除掉叛徒的任务又是压倒一切的,完全不允许有任何个人感情在内,“革命”的残酷性在这种不可避免的必然中被“合理”地稳固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