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情系平民写春秋

作者：王菊延

　　有时候，作者随意制作出来的“闲话”全无“载道”的意识，而分明带有一种自我调侃的性质。比如《鱼从我头顶上飞过去》的开头部分叙及“我”欲去参加市作家协会主办的一个文学会议，老婆特地为“我”洗净了衣服……行文至此，作者忽然用括号加进了几句“题外话”：“主要是我没有新衣服，也没钱买。记得不久前参加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遇见青年女作家徐坤，她见我的第一面，就笑着说：‘哈，换了一身新衣服啊，我慈祥地笑了。”这一小段插叙，通过往事的回忆来印证“我”的拘谨与寒伧，不乏自嘲色彩且透露出一种骨子里的幽默劲。面对徐坤善意的打趣，“我”力图掩饰尴尬的“慈祥”一笑，委实令人忍俊不禁。于是，原本稀松平常的情节旋即变得形象生动起来。《老仁义牛肉蒸饺》中也有类似的精彩段落：作者在夸赞了饭店老板佟玉新“庖丁解牛”式的精熟业务之后，忍不住戏谑道：“都说人家倔，可人家倔的应该。咱倔倔行吗?一倔，小说没人给你发表了，你以为你是谁呀?嘻。”这里，作者三句话不离本行，故意拿自己开涮，意在表明“我”虽属于动笔杆子的文人，但也和大家一样，不过是个仰人鼻息的凡夫俗子，不配任性，亦不敢造次，只能低调行事。这种堪称“幽默至高境界”的自我调侃，无疑具备一种潜在的叙事张力，其增强文本亲和力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对此两例“闲话”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平民小说家”的身份意识业已深入腠理。诚然，他不想跻身上流社会，不想自命为“精神贵族”，而宁愿如鱼得水地介入底层生活，并以此为荣。这种不含任何“作秀”成分的审美定位委实是难能可贵的。
　　此外，为调动读者的阅读情绪，作者还经常在叙述中加进一两句插科打诨的“闲话”。这不仅可以使叙述节奏得到张弛相间的调节，还能充分显示短篇小说应有的精练之中见丰腴的语言风貌。
　　点染荒诞色彩。阿成小说的叙事方法虽则是以“传统”为主，但又不致与“现代”绝缘。事实上，这两者亦非冰炭不容的两极，艺术地使其相融相谐完全是可能的。当然，讲述平民百姓的生活故事，必须立足于现实，而不宜过多地在西方“现代派”领域炫技。鉴于此，阿成只是偶或以超现实手法为作品点染些许荒诞色彩——这也完全能被当今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比如《乌鸦》，故事的起始阶段缓缓推出一系列神秘的意象，流溢出森冷的氛围，但此时尚无多少让人觉得怪异的地方。直到那位不速之客雨夜来访时，我们才能透过故事的表层而领悟作品旨在追溯哈尔滨历史源头的深层结构。来访者与“我”品茗闲聊时，作者的笔触无所阻碍地在时间隧道里自由穿梭。于是，鄂温克先民艰难的迁徙生活，便如此形象地闪回在读者眼前；涅吉达尔族一点一点消亡的过程，亦引发了我们由衷的叹息；而一群乌鸦解救危难之际的努尔哈赤的古老传说，则更是为故事的结局埋下了不可或缺的伏笔。至此，除了个别作铺垫的细节以外，故事似乎还在沿着正常轨道运行，诸如隐喻、象征、夸张、变形、魔幻等“现代”笔墨依然没有出现。然而，当来访者与“我”告别，亦即全文自然收束之际，那荒诞离奇的一笔，却骤然让读者惊异得一时回不过神来：这位与“我”交谈良久的不速之客，竟是朋友董君早已逝去的父亲!而且，“我看到他走到栅栏院的门口时，瞬间变成了一只乌鸦扑棱棱地飞走了……”惊愕之余，我们不得不赞赏作者不拘泥于“传统”而凭藉“现代”艺术思维孕育出来的神奇构思。无独有偶，《武先生》的收尾处也体现了超现实笔法的精彩。作者对鬼魂的描写空灵飘逸，相当有节制。唯其如此，读者才会对延伸人物性格刻画、交代故事结局的“荒诞”之用意心领神会，而不致去质疑整个故事的可信度。
　　综上所论，解读阿成的《哈尔滨故事》以后，我们宛如聆听了他从心底唱出的一曲曲温婉深情的人生咏叹调；同时，这位平民小说家不求显赫、宁静致远的创作心态，亦给读者留下了殊深的印象。眼下，阿成的创作势头方兴未艾，相信他今后必将始终如一地坚守人文阵地，为当代文坛奉献出更多的小说艺术精品。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州教育学院中文系）
　　
　　①《当代美学概念批判》，选自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②③阿成《哈尔滨故事·自序》昆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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