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情系平民写春秋
作者：王菊延
一
一般说来，“宏大叙事”常以在广阔的时空框架内表现波诡云谲的政治风暴和电殛雷崩的社会冲突见称；像阿成这样热衷于描摹百姓琐事、刻画卑微灵魂的题材取向、价值定位，则庶几可称为“庸常叙事”。尽管这两者观照对象和结撰技法的差异是明显的，但在艺术审美的层面，却可谓天然互补而毋需强调作文有高下之分。
走进阿成短篇小说所营构的艺术世界，迎面扑来的是一股浓郁的世俗生活气息。社会大舞台上各具个性的生旦净末丑都在作者的笔下显露出生存的本相。举例来说，《北寺酒馆》表现一群失意而自尊的酒徒。他们借酒浇愁，乐天知命，有时候简直单纯得俨如处子。你瞧那位潦倒的诗人，一边啜饮着劣质的白酒，一边还神采飞扬地唱着京剧为酒友们助兴哩。《白俄裁缝》叙述主人公不乏传奇色彩的一生。他年轻时曾浪迹巴黎，偷食“禁果”；老迈之际却看淡红尘，宽宥一切。老婆与邻居偷情，他便站在自家窗前默默地抽烟、流泪，并痛心疾首地对女儿说：“上帝惩罚我的时候到了。”《生活在画报里的女人》将“白领”女性的情场作派展示得淋漓尽致。主人公珠珠与丈夫离异，遂赌气似地傍大款、猎帅哥，居然势如破竹、左右逢源。然而，“风光”一阵之后，她却只能独自品尝缠绵病榻、形单影只的苦涩滋味；倒是那位绰号“鼻涕”的公寓合租者及时为她送上了一份人间真情……似乎不必再繁琐地举例了，从《哈尔滨故事》三十余篇作品中随机抽取出来的上述“个案”，已然清晰地表明：作者正是力图通过一个个或伤感压抑或愉悦轻松的生活故事，艺术地再现当今社会平头百姓的总体生态景观；而摹画出异彩纷呈的人物性格，陈列出一部部烙载着沧桑印痕的人物小传，则蕴藉地表达了作者对人的精神现象的执著探赜和对无常“宿命”的不舍追究。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人的性格是我们所能感觉到的世界上最高的美。”①诚然，这决非过甚之辞。人的性格大抵由不同侧面构成一个气象万千、深邃无比的复杂系统。其间，诸种对立因素交相渗透、浑然互蔽。因此，谙识创作规律的小说家，常会在揭示人物主导性格的同时，着力开掘杂糅于“系统”内部的其他性格元素——特别是那些璞玉浑金般的美质，一旦经过精心的提炼与艺术的“放大”，便会从原先的蛰伏状态脱颖而出，闪射出人性的光芒，并瞬间照亮人物整个的性格系统。应该说，阿成小说中的若干小人物，正是经由这样的艺术途径而被创造出来的。《叔叔之死》中的那位退休老警察，脾气暴烈，酗酒成性，妻离子散以后肝病日益恶化，最终在医院的病床上撒手人寰。“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竟意外地发现了其笔记本上的一段文字。原来，他年轻时曾做过肺部手术，被医院“间接故意”地输入了带有肝脏病毒的血浆。后来，经过暗中察访，他分明已查到了直接责任者的姓名，却反常地一直对此事保持缄默……作为无辜的受害者，他为何不拿起法律的武器向有关方面“讨个说法”呢?如此息事宁人的隐忍姿态，倘非另一种意义上的绝望，便只能解释为一位不幸者在尝遍人生苦果、悟透世事真谛之后，对“过失者”的超常宽容——阔大的胸襟，足以让人肃然动容。《铜瓦》中的主人公京生，本是个专偷火车轴瓦的窃贼。此人胆大心细，随机应变，即使被持枪守夜的民兵发现后亦能巧妙脱身。但当他谋到一份打铁的活儿以后，便立即“金盆洗手”。从此，他宁愿吃苦耐劳地抡大锤，也不再轻车熟路地去盗窃。这种凭藉自己的血汗来赡养老母、维持生计的抉择，多少洗刷了他往昔的品行污点而将其还原为一个真实的、堂堂正正的人。《两儿童》中有个绰号“干肠”的男青年，从小心辣手狠，六岁时便能虐杀野猫而不眨眼。长大后，他果然成了谋财害命的冷酷杀手。但是，他在片警“烟鬼”任职期间却从不作案，为的是不给这位经常接济他们母子的恩公添乱；而且，他还给自己立下一条匪夷所思的“规矩”：绝对不杀抽“迎春”香烟的人——在他心目中，“烟鬼”早已与“迎春”香烟融为一体了。于是，凡与恩公抽同一牌子香烟的人，他便一律视为好人而不加攻击。这种“爱屋及乌”的感恩心理，不啻主人公晦暗丑陋人性中的一缕亮色，使其尚未泯灭殆尽的恶中之“善”豁然显现。
上述数例证明，深入开掘人物性格系统中丰富的美学矿藏，已成为阿成小说创作的成熟理念和自觉行为。当众多生活在社会底层且烦恼丛生的庸常之辈通过自身的言行自然地呈现出美丑杂糅、亦丑亦美的性格底色时，其趋于立体的形象便可堂皇地步入艺术审美的殿堂，并因其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具备相应的美学价值。即便是那些遭人唾弃的反面角色——窃贼和杀人犯，也没有被“脸谱化”地纳入某种预设的模式而导致形象的僵死。作为审美对象，其之所以显得鲜活、可信，而不致概念化地沦为丑陋与邪恶的化身，是因为作者的人本思想始终在规约着他的创作观念。在阿成看来，文学的创作主体毕竟不必等同于道德法庭上的冷面法官，小说家应该站在艺术审美的立场去平视每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尤其不应当让世俗偏见对“反角”灵魂深处的某些人性之光形成遮蔽。这样，此类人物性格系统中原本极易被忽略的“真善美”，便可得到“一视同仁”的彰显。
当然，客观地说，人的性格系统中亦难免会藏匿着生命旅程中衍生出来的若干劣质，而平庸的小人物似乎更容易在各种生存欲念的支配下表现出诸多人性的弱点。对此，阿成自有洞若观火之明，却并无严厉谴责之意。比如，《俄罗斯女人》中的老秦木匠，当年闯关东时曾与一个流亡至哈尔滨的俄罗斯寡妇组建了临时家庭，并生有一子。可是，当这混血儿长到十岁时，他却忽然不辞而别地回了山东老家，那儿还有他的一个老婆和两个儿子。作者不仅没有在道德的层面抨击男主人公这一与传统伦理相悖的重婚之举，而且还设计了一个令人感动的大团圆结局——让老秦木匠在若干年后又回到了俄罗斯女人身边。这便不啻谅解了他的“越轨”行为。此外，作者还不加贬抑地称其为“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的人”。《有轨电车》中的女司机梅，因美艳惊人而恃“色”傲物，年轻时曾冷漠地拒绝过众多的追求者。即使是那位天天乘她的电车，并在每张车票背面写上赞美诗的痴情大学生，也未能与她终成眷属。及至人老珠黄，她依旧孑然一身且处境凄凉。为解脱红尘羁绊，她竟然决绝地跳楼自杀。看得出，作者在追叙梅的不幸命运时，一再为其当初的清高孤傲扼腕叹息，并有意识地将笔下的字字句句凝聚成一篇深挚致哀的悼文。《金黄色的杏》中有位学者老孔，原先浑身带刺，牢骚满腹，尤其喜欢对一切常规与定论说“不”，甚至敢于当面顶撞领导。然而，若干年后，他终于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偃旗息鼓、一败涂地——社会无情地封杀了他，让他无人问津、孤掌难鸣。退休后，他偶尔被照顾出席一个座谈会时，已与先前判若两人：只是一言不发地吃光了桌上的一大盘金黄色的杏……面对老孔失落了知识分子的批判锋芒而被岁月改造成一个庸人的事实，作者虽然感慨系之，但对可怜的主人公却并无多少责备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