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作家身份转变与文学转型

作者：戚学英

　　不难看出,作家地位的分化与不同文化成色在当代文学格局中所处的位置是息息相关的｡作家的文化成色成为划分作家等级的重要标准｡建国后文艺界就是通过文学格局的结构性变化保证了作家文化品格的非西方化｡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会看到新中国成立前后所展开的一系列批判运动,是有着一定的规律性的,即从党的外围向中心一步步地逼近:首先是对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及其追随者的批判,接着是对沈从文等“五四”自由知识分子作家的批判,再接着是对来自国统区左翼战线的异端分子胡风等人的批判,之后又迅速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来自延安集团但具有“五四”文化背景的党内作家如丁玲等人｡其根源在于他们西方化的文化品格｡即使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先后献身无产阶级革命,然而他们身上所残余的“五四”传统,也逃不过批判者们的火眼金睛｡他们批判了那些“资产阶级反动作家”之后,同样的标签被贴在了自己的身上｡幸免于难的知识分子们唯有遵照毛泽东“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的指示,痛苦而艰难地剥离长期以来所习得的西化知识和培养而成的价值观｡正如雷海宗所说,因为接受欧美资本主义教育而在精神上与祖国失去了联系的大知识分子,要“到农村中去生活,去学习,使自己的人格在农村中扎根,在思想､意态､感情､情绪的所有方面能够与农民神通气合,使自己成为一个老农”｡⑤“深入生活”就是为了让作家们自觉放弃自己原有资产阶级思想情感,实现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成为“一个老农”｡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资产阶级已被消灭,当家做主的是无产阶级,是工农兵,西化知识分子只有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才有出路｡然而,结果自然是差强人意｡长期以来浸濡而成的知识结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不是那么容易丢弃的｡他们始终与新的意识形态所规定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之间处于难于融合､紧张的状态｡因此,“从整体而言,这些作家中的许多人,其艺术生命,在进入50年代之后已经结束”｡⑥
　　作家身份的体制化筛选出了一批与新时代平均文化程度和平均思想审美水平相适应的作家群体｡洪子诚先生曾对20世纪50-70年代主流作家作过一个统计,结果表明:这些主流作家大多出身于北方农村,学历不高,在文学写作上的准备普遍不足｡他们的生活经验主要集中于农村､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方面⑦｡因此,他们更熟悉农村､农民､乡土文化和传统文化,与欧式知识分子作家的知识构成､审美趣味和艺术取向相去甚远｡20世纪50年代占据中心地位的作家一方面自我认同为“文艺战士”､“文艺官员”,另一方面,与“五四”以来主流作家大部分有过留学欧美经历不同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主流作家更多的是“乡土作家”,并以“乡土作家”自居,引以为荣｡作为解放区文艺的方向性作家,赵树理坚持自己的“农民作家”身份,多次“身”入生活｡20世纪50年代以《不能走那条路》一举成名并成为文坛学习对象的李准自称“土作家”,先后四次带着全家到农村当农民,每次三四年｡“土作家”成为一个光荣的称号｡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下乡､下厂,以“深入生活”､“与工农兵相结合”,以期成为名符其实的“土作家”｡周立波自1951至 1954年,先后三次到石景山钢铁厂深入生活,1955年,又回故乡湖南益阳市郊区安家落户;柳青自1952年5月起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14年……在或多或少受过西化思想文化影响的作家逐一被剔出文坛之后,正是这批“土”作家成为20世纪50年代文学作家的主要构成｡
　　建国后通过作家身份的体制化而实现的文学格局的变化,其目的就是要将西方文化资源这一异质成分剥离出去｡确立一个与西方世界相对抗的精神体系,不承认有任何介于两极之间的模糊的东西存在,从而确保当代文学生成资源取舍的合法性与纯正性｡
　　
　　三
　　
　　这种誓与西方世界作殊死斗争的新型国家意志势必要渗透到文艺创作的每一个角落里去｡将政治水平不一､思想意识纷繁复杂的作家们统一到国家意志之中去,成为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的重中之重｡身份的体制化,要完成的任务也在此,即肃清作家身上的资产阶级政治文化与思想感情,要求作家所看到的､所写的与国家对社会阶级关系的认定相吻合｡国家对阶级关系的划定,最终目的是排除掉被认定为资产阶级所拥有的东西——从意识形态到思想感情｡
　　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在讲话中连续使用好几个“必须”来强调学习政治与基本政策的重要性｡其目的不言而喻是为了规范作家们的思想意识｡建国后全国文联以及相关机构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组织作家们下乡､下厂､深入部队“直接深入生活”｡其最终目的也就是为了更好地宣传具体政策,不致发生偏差｡不用说,组织化创作与作家个人的创作是有一定冲突的,从根本上来说这一冲突也是作为“革命干部”的身份与作家作为“作家”的身份的冲突｡对此,赵树理的看法可以说代表着主流作家们的认识,而这一认识不能不说是真诚的｡在谈到临时任务与作家个人创作的冲突问题时,赵树理说道:“如果本身生活与政治不脱离,就不会说临时任务妨碍了创作,因为人民长远的利益以及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才是第一位的,不是带着应差拉夫的心情去‘赶’,而是把它当作中心任务去干,很严肃的,郑重其事的,看作长期性的任务去完成｡情绪与工作统一起来,不是随随便便的应付｡”⑧可以说赵树理的这段话深得其中三昧:作家身份的体制化,其目的就是要让作家的“情绪与工作统一起来”,这样才不会出现作家的创作偏离国家意识形态的结果｡
　　建国以后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实际上就是要将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认知统一到国家对阶级关系的认定之中,做到作家的“情绪与工作统一起来”｡建国后对胡风､丁玲等人的批判最后都上升到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党的高度｡其关键在于胡风等人对“五四”传统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继承存在着逸出一体化精神结构的潜在危险性｡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论､“民族形式”论､“写真实”论､“精神奴役的创伤”､以及对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其主旨是对作家主体身份的认同以及对“五四”“个性主义”､批判精神的继续｡这无疑会对体制的稳固性造成冲击｡而反右运动开始后,对文艺阵营内部思想的清理更是集中对准“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共同的老根子”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被作为丁玲､冯雪峰､秦兆阳､艾青､刘绍棠等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世界观根源被提了出来｡事实上,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的中后期,当代文学批评主要致力于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整个文学界进行清理,不断区分出“马克思主义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和“欧美没落资产阶级的”,划分出两条对立的文艺路线: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与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并致力于清理出一条不断明晰化的“脉络”,以不断发现并挖掘资产阶级思想的苗头及根源,彻底剥夺资产阶级文学在参与“当代文学”生成中的合法性;另一个则是在当代文学组成内部中不断发现并清理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这一异质成分｡目的都是为了使当代文学的生成资源及意义结构不断纯洁化､规范化｡
　　不难理解,在作家身份体制的规约下,作家的创作活动一律被纳入到国家机器的运作之中,服从于机制的运行｡任何对整体的怀疑与批评都将遭到无情打击｡身份的体制化不仅是实现思想规范化的有效途径,而且是强化思想规范化的有力保证｡在当代作家看来,不存在对“政治”的质疑,而只存在“政治水平”的高低,“生活与政治”的配合程度的高低,以及情绪与革命工作统一程度的高低｡任何游离于机制或者说阶级结构之外的异质成分,都将被归于资产阶级的东西而被清理掉｡于是,在“文艺战士”､“文艺干部”身份的背后,是作家个体的消失｡郭小川曾在1957年9月就读者质问他为什么诗中有那么多的“我”这一问题所作的说明中说道:“我要说明的是:我所用的‘我’,只不过一个代名词,类如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实在不是真的我,诗中所表述,‘我’的经历､‘我’的思想和情绪,也绝不完全是我自己的｡”⑨这段话是郭小川为自己遭受指责而作的辩护,但可以代表着当时作家的普遍心态｡“我”的思想和情绪的表露成为创作中的一大忌,正如读者所质问的:“干吗突出你自己呢?”文学作品中的“我”,必须是阶级､集体､人民的代名词｡在集体这一强大的力量面前,个体必须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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