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作家身份转变与文学转型
作者：戚学英
一
在国家意志统摄一切社会活动的时代,一切社会活动都将基于国家对社会阶级关系的认定｡既然复杂的社会关系被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殊死斗争,文学艺术自然也不例外｡它理所当然地被纳入到这一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中｡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即已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①文艺本身变成革命,它是革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那么文艺工作者自然是也只能是革命队伍即无产阶级阵营中的一员｡文艺工作的任务也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即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做势不两立的斗争｡
尽管文学创作的非西方化过程并非始于建国,三四十年代就存在这类现象,但是整体性､全局性的去西方化,只有在国家社会统一的条件下才可能发生｡建国前,除少部分隶属于国民党政府或解放区的作家外,大部分作家都是自由知识分子身份,因而能在不同程度上坚持独立的精神品格,社会也为他们提供较为广阔的公共空间｡进入新中国后,作家的文学活动,包括作家自身,都被高度组织化｡作家们被统一到一个由国家掌控的组织管理和思想路线之中｡国家对作家们的管理,主要是通过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以及各级分会来实现｡上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的这些文学“组织”,是前所未有的｡这些组织虽然是“群众组织”,但它们是党和国家与作家､艺术联系的纽带,实际上是控制､管理作家､艺术家的权力机构｡作家们都隶属于这样的组织机构,或担任领导官职,或成为一般干部｡因此,其身份不仅是作家,更是“国家干部”､“文艺官员”或“文艺战士”的身份｡“作家”的身份被淡化,“官员”､“干部”的身份则被强调,作家的身份是隶属于“文艺干部”､“文艺战士”的｡
身份的体制化使官方得以对文学创作顺理成章地进行组织化管理｡既然是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理所当然地要服从整个机器的运转｡作为文艺干部,宣传政治政策,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从建国初到20世纪60年代,通过行政命令､组织的方式组织作家进行创作的例子比比皆是｡如20世纪50年代初的抗美援朝期间,全国文联及其所辖地方文联多次组织文艺工作者们奔赴朝鲜战场,进行文艺创作活动｡当时的主流作家如杨朔､刘白羽､李瑛､王汶石､魏巍､张志民､胡可等几乎都曾以作家或记者的身份赴朝,创作了大量旨在宣传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文艺作品｡由国统区进入到新中国的民主作家也在“党的号召”之下争先恐后赴朝“体验生活”,以期进行自我改造｡巴金就是接受时任中宣部文艺处长的丁玲的动员而前往朝鲜战场“体验生活”的｡虽然说是“动员”,但在当时的体制下,“动员”与“组织命令”并没有多大区别｡而既然是官方组织的创作活动,其创作自然要合乎组织要求､政治规范｡在那里,巴金一改他的创作风格,创作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等配合宣传抗美援朝的作品｡老舍也在1953年作为当年党和政府组织的赴朝慰问团的文艺团体成员去了朝鲜,在那里生活了5个月,写出了《无名高地有了名》｡此外,在“三反”､“五反”期间,全国文联曾发出过行政指示,要求组织文艺工作者进行相关主题的创作｡在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文联也发出号召,组织大家进行创作｡大跃进期间,文联和作协甚至直接指定创作内容,要求大家“写中心､唱中心､画中心”｡
事实上,作家们也自觉以文艺战士身份要求自己,并引以为荣｡赵树理曾明确表示:“写作是我的具体分工｡我是以此作刀枪同敌人,同反动派,同旧的风俗习惯作战斗的,我是一个文艺战士｡”②像赵树理这样自觉以文艺战士身份进入当代文学的还有其他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这种“文艺干部”､“文艺战士”身份使他们把文学看作是集体事业的一个部分,是服务于革命事业的一种具体分工｡丁玲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一再强调要做党的“齿轮和螺丝钉”｡直到20世纪80年代,丁玲仍然充满激情地回忆进入新中国时愿做党的小号兵的心情,并再次强调:“我愿在党的指引下,继续做好一名小号兵｡”③这就不难理解建国后作家们争相表示自己是自觉自愿地进行“遵命创作”､“赶任务”的现象了｡作家们甚至以赶任务为荣｡在他们看来,既然身为革命干部､文艺战士,“要求配合当前的政治宣传任务,而且要求速效｡这种要求本来是正当的,是优点｡”④对他们来说,文艺与政治､革命事业是一体的｡从事文学创作就是从事革命工作,为党和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文艺与革命､政治､作家与革命､政治的关系是螺丝钉与机器､战士与革命大军的关系｡因此,文艺必须服从政治,服务于政治任务;文学创作只有在为革命服务这一意义上才是有价值的｡在他们那里,文艺天经地义的是为了体现集体､国家甚至国家领导人的意志｡这样的结果是当代文学不再有所谓的个人写作,只能是国家意志的实践与体现｡
二
在二元对立的非西方化思维框架中,如何迅速而决绝地实现文学创作的去西方化,成为建国后文艺界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去除作家们自五四以来形成的西化文化品格,因为文学作品的纯洁性来自于作家队伍本身的纯洁性｡作家身份的体制化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力支持和保障｡对作家身份的规约使不同的作家群体在进入新中国后发生了整体性位移,文学格局因而发生结构性调整｡新的文学格局在对各种文学力量进行重新配置的过程中,成功实现了作家文化品格的去西方化｡
建国后,在作家被统一安置于国家各级机构或组织之中的同时,作家们也在无形中被划分为不同等级｡左翼作家和来自延安的作家作为“革命作家”在文学界占据了中心位置｡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邵荃麟､张光年､何其芳等左翼作家和文艺理论家都在文艺界拥有了实际权力,而其中又以来自解放区的周扬､丁玲､冯雪峰等文艺官员占据了文艺界的权力核心地位｡不过,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他们这批人的地位并不牢固｡在一定程度上还继承了五四文学传统的丁玲､冯雪峰不久即被逐出权力中心;国统区的一部分深受西方思想文化浸染的作家则在20世纪40年代末就被视为“反动”､“自由主义”而受到批判,如沈从文､钱钟书､萧乾以及20世纪40年代出现并具有较大影响的九叶诗人群等,他们的写作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基本上被排除于当代文坛之外;作为统战的团结对象,一批“五四”以来占据文坛中心位置的著名作家在当代文坛上还有一席之地,如“进步作家”巴金､曹禺､老舍､冯至等等｡他们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跨入新中国之后,在文学观念､艺术方法等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因而也处于不断反省､检讨过去的尴尬处境:他们要么放弃写作,要么放弃长期浸润形成的创作个性,加入“赶任务”的行列,以得到自由度非常可疑的写作权利｡他们虽然与沈从文们的处境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来说,他们也从来没有进入过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