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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身份转变与文学转型
作者：戚学英
四
有趣的是,数十年过去,文坛已是斗转星移,真可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自文革结束以来,中国文学走的是一条与建国初期文学逆向而行的道路｡如今的文坛可谓五彩缤纷,各种“群”､“代”､“后”打着“纯文学”､“人性”､“身体”､“下半身”等各色旗帜各自占据一方山头,热闹非凡｡
这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及其功能有了很大的差异｡文的分离取决于人的分离,而人的分离最终取决于一体化社会“解构”过程中的社会分层｡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思维框架由二元对立向多元化发展,个体得以从阶级斗争框架中挣脱出来｡而随着改革从经济的层面逐步推进到政治和文化的层面,中国社会更是发生了整体的结构性转移｡阶级作为关键词已然成为过去时,各种阶层却日渐浮出水面｡中产阶层､底层､白领､蓝领､金领,上班族､打工族……各种名词花样百出｡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一个在经济和文化上享有相对独立权利的市民社会形成并茁壮发展起来了｡这个市民社会是在国家意识形态许可下的一个较为广阔的自由地带,市民不再是被人为地贴上阶级标签的政治动物,也不再是单纯执行国家意志的“单位人”,而是以个体为基础单位的以追求个体价值为基本尺度的“经济人”｡
在个体从政治束缚中挣脱出来的同时,作家身份的体制化也经历了一个“解构”的过程｡活跃于新时期的作家构成显然比建国初期复杂得多｡其中有建国后即已退隐或被边缘化的“五四”老作家､诗人群;有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受到压制的作家群体,如王蒙､刘宾雁､张贤亮等;有20世纪70年代末期地下刊物《今天》的“朦胧”诗人群,如舒婷､北岛等;更有许多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崛起的作家群体:“知青”作家､“改革”作家､“先锋”作家､“新生代”……除了名目繁多的群体,还有大量作家“个体户”存在,像王小波､王朔等｡尽管这些作家大部分仍在体制之内(仍在文联､作协等半官方的机构统一管理之下),然而,作家的身份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松了绑｡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家身份的非体制化更是走向一个高潮｡一方面,官方在一定程度上将作家推向市场,专业作家在文学体制中比例逐年减少,更多的是采取合同制的方式｡有的地方甚至取消了作家的终身制｡作协这样的机构更多只是作为服务性机构存在,而不再具有浓烈的官方色彩｡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以及市民社会的发展也将作家推向市场,长期以来与作家身份如影相随的政治性在无形中被消解｡对他们来说,写作只是众多手艺中的一种,作家身份只是赚取利润的一种工具,近年来在网络上出现的各种作家富豪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作家被自嘲为 “码字儿的”､“自由撰稿人”､“自由写作者”､“写手”､“文字客”､“卖字的”等等,不一而足｡作家身份被商业化､娱乐化,其本身成为商业化社会的一个卖点｡女作家的身份被包装成“美女作家”,甚至还出现了“妓女作家”､“美男作家”的称号,一时成为各大网站､报纸娱乐版的头条｡在世纪之交迅速走红的一批“80”后作家,更是将作家身份充分娱乐化｡韩寒､郭敬明这两个“80后”作家的领军人物,一个既是作家,又是车手,兴致来了客串一把歌手玩玩｡不管是作家,还是车手,或是歌手,都极具娱乐性｡而一个更是直接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做一个以作家定义的艺人”(郭敬明)｡在社会走向商业化､市场化的过程中,被解构的不仅仅是作家体制,更是作家身份本身｡作家们对作家身份的集体认同感也大相径庭｡仍以80后两位作家为例:一个直斥当代文坛,称文坛是个屁,在其博客上大骂文联､作协等机构(韩寒);一个则在诸多争议中高调进入中国作协(郭敬明)｡有趣的是,这两位走极端的“80后”领军人物都分别拥有数量众多的老中青三代爱护者和拥护者｡
很显然,不管是20世纪80年代的回归到作家或者知识分子本身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与市场经济共舞,作家身份都已不再是“文艺战士”身份买一送一的附赠品｡正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文学才有了与建国初期文学发展路径截然相反的景观｡回顾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文坛的热门话题,我们会发现它们大都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过｡呼唤人道主义和正视异化现象,探讨现实主义及其相关的重要问题,讨论真实性问题,纯文学运动,共同美的超阶级性,文艺的非阶级性､非工具性,人性的丰富性,典型的多样性,现实的多面性……都让人觉得似曾相识｡然而时过境迁,一切都翻转了过来｡可以说,建国初期的文学发展路径是由个人写作而集体写作,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文学发展则由集体写作而个人写作,背道而驰｡集体写作与个人写作的区别在于:集体写作是政党与国家意志的一种实践而非个体实践,作家要表达的不是个人的体验而是国家或政党的意志｡而个体写作则源自于作家本身,不为外在规范所支配,表达的是一己之体验｡作家进行创作时没有党派规范,作家个体与世界之间直接构成审美关系,是一种个体性审美实践｡20世纪80年代的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我写的就是我自己”,可以无所顾忌地宣讲“我的文学观”,这在建国初期的文学世界中是不可想像的｡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还有集体写作的痕迹,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从根本上来说并未脱离集体写作或者说政治书写的既定模式｡那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则已进入了个人化写作的时代｡如果说“朦胧”诗派､“知青”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还在面向公众说话,那么,“现代”､“先锋”､“新写实”､“新历史”派们则几乎完全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我们找不到可以一以概之的词语来概括这时期的文学创作,甚至无法在其中找到一个统一的价值标尺:张炜和韩少功在不同的路径中探求中国文化以及民族的出路;余华以极其个人化的方式处理现实生活;莫言则在消解历史的同时重构一种极其个人化的历史;马原一头扎进“叙事圈套”,进入人的下意识领域;刘震云专注于鸡零狗碎的“一地鸡毛”;王小波对历史､对当下的调侃与讽刺无所不用其极;而王朔索性宣称 “我是流氓我怕谁”,开创了独具一格的“痞子文学”……新时期的个人化写作不是空穴来风,它是阶级性魔力渐失,作家身份解放的结果｡人､文互动,为人松绑也就为文松了绑｡20世纪90年代以后,原来的“群”､“代”们更是进一步分化｡他们顺理成章地接过了20世纪80年代“革命”的胜利果实,大有不把“个人化”写作进行到底不罢休之势｡作家们各自为阵,各不相犯:既有像史铁生那样专注于自我体验､自我拷问的独语的作家;也有像张承志那样坚持“无援的思想”,用费解的私密化语言写作“神示的诗篇”;既有像韩东那样消解生活诗性,将视点对准日常生活并将人的本能､欲望展露无遗的作家;也有像陈染､林白那样以自我抚慰､自我审视的方式喃喃私语的创作;更有像卫慧那样大胆袒露个人隐私甚至直接描写性心理､性行为的“身体写作”;而对“80”后作家来说,写作规范已完全失去了约束力,他们要的就是“随心所欲”(韩寒)……一时间,文坛众声喧哗,一派繁华景象,好不热闹｡
这无疑是与文学格局的变化､作家身份的转型密切相关的｡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作家们的文化品格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当年的工农兵作家群体悄然隐去,构成文坛中心的是在改革开放后受到西方思想文化“洗礼”或者说“冲击”的作家群体｡国门的打开与市民社会的形成,在原本壁垒森严的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一个较为广阔的自由地带,为西方文化的卷土重来提供了便利｡20世纪80年代以来,来自西方社会的各种思想文化包括流行时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路横扫过来,泥沙俱下,让人应接不睱｡于是,社会思维从非西方化的精神桎梏中脱离出来之后,又迅速地向西方看齐｡且不说重回文坛的“五四”老作家和“归来者”作家群体,其本身就有西方文化背景｡在新时期崛起的作家,几乎都在西潮中打了个滚｡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风潮的西化更是无孔不入｡“新生代”､“晚生代”､“新新人类”作家们穿的是西来的名牌,吃的是西来的快餐,玩的是西来的名牌车,接受的是西来的文化与时尚……于是,文学创作在滚滚西潮中一路畅通无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回归“五四”传统成为主流呼声,“人道主义”､“人性”论､“写真实”这些令作家们唯恐避之不及的资本主义毒瘤几乎在一夜之间放出异彩｡巴金旨在反思､呼唤人道主义回归的《随想录》被奉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宝典;鲁迅的批判传统再次被正名;个体的“我”也堂而皇之地回到文学作品之中｡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西方各种现代文学､哲学思潮更是汹涌而至｡“寻根”､“现代派”､“先锋”､“女性”文学等等无一不是对西潮的回应与模仿｡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掀起的人文精神讨论则与“五四”启蒙传统遥相呼应｡另一方面,滚滚西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冲走了“五四”以来形成的价值理想｡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文学创作视点下移,作家将视线聚焦于日常生活､人的本能欲望｡肉身､性､美元几乎成了一个时代文学的关键词｡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场备受争议的“革命”,毋庸置疑,这场“革命”是受到西方文化(包括港台文化)的冲击而形成的｡
在非西方化对抗性体制中,在将文艺工作与革命工作的关系摆好之后,个体的各自不同的价值决断的合法性自然被取消｡它被上升为世界观､立场问题,置于二元对立结构之中,要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要么是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以及对作家个体性､主体性的坚持,都必将打破这种逻辑关系｡明乎此,我们就能理解当代文坛作家群体的更迭交替;能理解当代文坛何以各种运动层出不穷,作家们人人自危;能理解当代文学何以快速而坚决地走向一体化……反之,当作家身份从政治规约中解放出来后,文学创作的个人性随之被解禁,文学更多的是与个体在市民社会中的价值追求有关｡这就可以理解何以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中,既有负担着沉重的人文理想和社会责任的文学创作,也有在对个体和历史的追问中探寻个人价值理想的文学创作;有以玩世不恭的顽主心态消解人文价值理想的创作,更有崇尚美元､肉身泛滥的商业化创作……可以说,作家身份的转型决定了当代文学的走势和状态｡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辑 ,人民出版社, 1968年,第822､823页｡
②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16页｡
③丁玲《北京》,《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9页｡
④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文艺报》1955年第19期｡
⑤雷海宗《社会科学工作者与新的社会科学》, 1951年4月5日《光明日报》｡
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页｡
⑦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31页｡
⑧赵树理《赵树理谈“赶任务”》, 1951年2月22日《文汇报》｡
⑨郭小川《关于<致青年公民>的几点说明》,《谈诗》,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