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批评是真诚而自由的呼吸关于张学昕的当代文学批评
作者：于永顺 任紫菡
当“文学性”处于呆板、停滞不前的时候，文学家们的自主性和自觉性因素就会发挥作用，出现对传统形式的反叛和否定，营构陌生化语体就会成为一种必然的追寻。创作者在陌生化的新鲜感知中寻求到了创作与个性展现的丰富契机，达到灵与性的升华，而这就是张学昕在批评中反复论及的作家的“形式感”。
他认为，上世纪90年代的创作日趋成熟，作家们对形式美学策略的理解形成了一个新的维度，显示出文学表达新的路径。不论是独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还是喜欢尝试、探索形式的年轻作家，都在自觉地尝试着实现文学的反常与陌生，尤其是以余华为代表的先锋小说家们，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对自我创作的形式进行了否定和扬弃，在叙述的技巧和方法上进行了颠覆与突破，《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就是其中的翘楚。这两部长篇不论是从艺术表达结构上，还是从独具一格的自由语体上，都可以展示出“先锋后”写作的文体实验风格。“90年代晚期的文体实验潮流使20世纪中国文学达到了形式探索的巅峰……这种跨文体革命显然并不只是纯形式领域的，而是要借新形式创造、产生新的体验和新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作家强烈的形式感以及对小说文体风格的探索、尝试实在是一场有价值的艺术革命。”这种说法验证了尤里·特尼亚诺夫的文学的嬗变是前后代作家在形式领域“斗争”产物的观点。上世纪90年代的作家“终于结束了一个模仿的时代，开始追求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汉语文学的返璞归真”。
因为批评界有太多的厚古非今，所以张学昕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充分肯定更加珍贵。我们必须看到时代之进步，文学之进步，“从写作者的角度看，我们不必刻意地寻找或虚构所谓理想的写作黄金时代，就文学史而言，伟大的作品可以产生在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可能产生伟大的文学。”张学昕怀着极大的热情肯定着上世纪90年代文学的现象的发生和变化，他看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创作者积极的努力和探索。这种鼓励让很多当代创作者感到兴奋和欣慰。倘若对作家的创作一味的否定，只能让大家丧失信心，那么当代文学又有何存在的意义，中国文学又有什么前进的动力呢?在嘲讽与否定声中的赞扬不仅让人们关注到了上世纪90年代当代作家们时代性的尝试与奋斗，也引起众多批评家的反思——究竟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文学性的新视角；这更是一种召唤，在灵魂的显现与深掘中，渴望并召唤着体现民族精神的不朽巨作的出现。
当然，张学听并没有盲目地赞扬和肯定，他清醒而又客观地看到这一时代文学中难以避免的尴尬和缺失。对形式的过分追求和张扬，极易导致对人物形象内涵表现的忽略；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全球化趋势也在逐渐消磨文学中“民族灵魂”的积淀；思想的消解，人文精神的缺失。生活诗性的隐没等，都成为了他批评思考中的忧虑。张学昕总是这样，在透析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特征之后，就会不断提出问题，并在问题的探索中浇铸积极的理性思考和展示自己的见解。当他开始这样积极求索时，他就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批评家，他的思考开始自觉地向创作者走去。
二、对话：文学与心灵的相互抵达
张学听不仅在评论话语中颂扬尝试、突破和创新的精神，他自身也提倡对形式美感的追求。面对着文学的多维、多层面的复杂形态，他的批评也突破单一形式，在精神深处形成了一种批评意识的觉醒与追求，将文学批评寓于与作家的自由而平等的对话中，以一种自由自在的谈话方式，最简洁、也最快速地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如，张学昕与苏童、阎连科、李欧梵等作家学者的对话，以及对诗人欧阳江河、严力、朱朱、潘维、陈海波等的访谈，这些对话批评显示了张学昕思想的解放、思维的活跃，显示出他文学批评的开放性和与作者的互动性，也显示了一种平等的、自由的“对话”精神。在张学昕的评论中，用笔最多最深的就是对苏童小说的探索与研究。他在体悟和分析中，试图梳理出苏童小说的艺术发展、变化的轨迹，想以此追寻文学叙述在历史与现实、艺术与现实之间的某种秘密通道。张学昕用他敏感的直觉、深入的观察、细腻的笔触，给我们展示了他眼中的苏童。在他的大量的评论话语中，我们体会到了苏童的优美与宁静，虚无与灵动，神秘与诗化，唯美与沉重……张学听对苏童作品中的审美意蕴、叙事风格、语言美学、精神气度、形象塑造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其细微程度令人惊异，难怪有评论家认为，张学听对苏童的研究在国内鲜有出其右者，这些成果已经成为了苏童研究中不可逾越的存在。这种连苏童本人都认可的挖掘，不仅与张学昕敏锐的洞察力和鞭辟入里的分析有联系，更与他同苏童进行的大量直接对话密切相关，因为张学昕并没有满足于独居斗室苦思冥想的钻研，他更积极地走进作家的世界去发问，不仅走近作家走进作品，而且与作家进行直接的交流与切磋，在对话中求证和提升自己的探索。透过他们的对话，我们可以更直接的关注到苏童的激情，苏童的情结，苏童不安于现状的执著求索，苏童对现实召唤感的期待以及苏童对短篇小说的迷恋……这样，谈话中的主体苏童与张学昕理解到的对象苏童相重叠，立体而感性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这一角度来说，张学昕的评论是开放的，多角度、多层次的。
在《“虚构的热情”——苏童小说的写作发生学》中，张学昕就对苏童创作的“内驱动力”表现出极强的兴趣，他不断地提出问题：“苏童是如何建立起或是创造出了他虚构的魅力也即小说魅力的?苏童的小说世界、叙事形式美学及其与生活的关系是怎样在他的写作中缘起、生发和不断延宕的?苏童又是如何将个人的生活经验与对历史和现实的想像融为一体，呈现为种种超功利性的审美文本的?”在“独语”中，张学昕将答案的探索定位在苏童对于“记忆”和“想像”的迷恋上。在他与苏童的对话《回忆·想像·叙述·写作的发生》中，这种探索也变得更为直观，更为全面。张学昕再一次提出“写作发生学”这个概念，苏童坦言“回忆的方式起了很大的作用……回忆作为一种常见的姿态，可以产生无比的写作张力……当你确定想要写什么的时候，这便是一种有效回忆的确定了。这种回忆直接进入创作，特别主观也特别细碎。同一个事件和场景可以引发截然不同的多种描述。”在谈到想像力的问题时，苏童也肯定了这个能力的重要性，“似乎，想像力不能成为一个作家有多么重要的判断标准。但事实上，我们确实忽略了隐藏在巨大写实能力后面的那一部分，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这样一些作家，在写实的现象后面应该有着巨大的想像力的支撑……隐藏在巨大的对社会现实的有力描摹之后……一些作家故意在抹煞想像力的痕迹。”正如张学昕评价的那样，苏童的小说表现出的具体感性就是源于他“令人激动的想像”，他在利用想像闯入他生活的回忆中。具体地说，就是他在用“想像”扩充个人体验，也在用“想像”挽留或者追求人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