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批评是真诚而自由的呼吸关于张学昕的当代文学批评
作者：于永顺 任紫菡
原初。就好像苏童对“香椿树街”的缅怀和坚守，这种坚守，就是张学昕在苏童作品中体悟到的回味、想念，更值得关注的是，张学昕用“自恋”来总结这种对脆弱回忆的留恋。
开放的欣赏姿态，直率、诚恳的批评话语，在张学昕的对话式文本中有鲜明呈现，而且他是喜欢提问并寻找答案的，这也在直接对话中找到了比独语体更好的契机。在与苏童关于《蛇为什么会飞》、《碎瓦》的“想像”与“现实”创作表现关系的思想交流中，张学昕直接提出自己的疑虑，“‘现实’究竟具有怎样的内涵?‘现实’的易变性使作家对现实的把握需要独特的能力和智慧，但它仍以作家的生命体验为基础……在写作中是如何处理与现实的种种关系的?”在与苏童关于长篇小说《碧奴》的对话中，这种提问愈见深切，“你想通过这部小说表现什么?你在自己的精神投入、想像方式、技术运用上有哪些新的感受?”“多年创作日积月累的‘惯性’，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潜在地‘支配’你从‘上一篇’到‘这一篇’的写作，这是否可以说就是作家个人写作风格的形成过程呢?”“小说写作中是否一定要有作家的哲学渗透在其中?”“你如何看待自己在叙述语言上所作的努力?”……他在问题中期待，期待着在与苏童的对话碰撞中求得刹那的领悟与解脱。尽管这种批评语言不如独语体来的严格、专业，但对话交流却更能给批评家带来灵感的火花。在切磋互达的话语环境中，批评家与作家都获得了心灵上的愉悦。张学昕聆听着作家的声音，了解了作家的审美价值与迷恋，也不断地修正着自己的批评思维。
批评家与作家面对面对话时，往往是兴之所至，无所不谈。张学昕和阎连科的对话《写作，是对土地与民间的信仰》就是一篇与同苏童对话截然不同方式的批评。如果说与苏童的交流是形而上的哲思之辩，那么跟阎连科的对话即是闲话家常的访谈。交流是以阎连科讲述生日的来历和对童年的深刻印象开始，像两个老朋友叙旧一样轻松、平常、真实。但在阎连科感性的讲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民的生存困惑，“记忆的童年不是革命，不是田园牧歌，不是安徒生的童话，不是唱着‘小呀么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的歌谣走在田野的稻埂上，而是生存与饥饿，土地与现实的困窘。”这种困窘就成为了阎连科之后的创作动因。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生存环境，才有了阎连科小说中对土地对民间的信仰与怀念。“那个村庄是我写作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情感源泉、想像的源泉。一句话：是我写作的一切的灵感之源”。
张学昕总是对作家创作的灵感生发格外感兴趣，他总是希望能够通过与作家的对话，触摸到作家创作发生之中的“神秘”，与苏童谈话如此，在与阎连科的访谈式批评中亦如此。这是张学昕对主体意识探索精神的明显体现。“写作中总得有一个最直接的灵感，有个灵感的导火索。”而阎连科的观点也印证了他的见解。“当我写作懒惰的时候，只要一只脚踏进那块土地，那块土地就迅速地展现出许多急要表达的东西在催促我的写作……其实要孕育的不是故事，而是故事的表达方式。土地给我的是‘写什么’，我要解决的是‘如何写’。”土地给予了阎连科创作动力，也奉献了无尽的写作资源，地方的戏曲、民族文化的积淀，塑造了阎连科的民族意识，“……无论写什么，我的作品都离不开土地，都是土地之花，哪怕是‘恶之花’”。
其实，不管是与哪一个作家、学者、诗人之间的交流，批评主体、批评对象、甚至存在于文本之外的“他者”都在对话批评中获得了精神的满足与喜悦，客观地讲，对话批评确实能以其闪光的、精彩的、个性化的语言，以及哲学的、思辨的、率真的精神让人耳目一新，它使批评文体变得更轻快、更自由，更有生机与活力，而且也为后来的批评者提供了许多有用的文史资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实际上，进行对话批评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要说的不见得是你要听的。你听去的也未必是我说出的。对话不容易。”批评语言是否使用恰当，表述是否轻率，双方理解是否存在误区等等，都影响着对话体批评的成功与否。但这种担心，在张学昕的批评话语中却无迹可寻。我们看到的是他思维的活跃、情绪的放松、得心应手的掌控，看到的是写作者与思考者之间感性与理性难分难解充满智慧的互达。如果说张学昕的独语体批评是在豪放之中细腻思索的产物的话，那么他的对话范式则是一种轻松的、洒脱的、随机的关注。对话交流使张学昕有了让积聚已久的文化积淀瞬间爆发的可能，也给了他畅游文学海洋的愉悦。这种高密度的愉悦来自于扎实的准备。来自于对当代文学发展走势的全面的洞察，更来自于在此基础上敏锐及时的反应能力和准确精到的表达能力。
三、批评是心灵的自由追求
那么，是什么使张学昕的评论笔触能够在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中自由游走?又是什么力量让他能够摆脱功利和庸俗枷锁而在存在与虚构中自由呼吸呢?
前文提到，在张学昕的批评世界中，他投入最多的就是对苏童小说的研究。“苏童是当代少数几个不会让我产生阅读惰性的作家，多年来，我对他的小说始终保持了强烈的阅读期待，我相信他的每一篇小说都会带给我一定的兴味或刺激。”也许对于苏童来说，没有比张学昕更如此一如既往的读者了。从1989年开始读到苏童的《妻妾成群》《红粉》起，张学昕对于苏童小说的沉浸和迷恋便一发不可收!他对每一部作品的跟踪阅读与评析，都让我们看到了他对批评的欣喜与期望，他在用充满热情与张力的文字叙述着苏童的创作动因、叙事形态、语言魅力和审美意蕴……跟随张学昕的笔触，透过他为我们营构的苏童研究体系，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直在捕捉并且从未放弃的就是对其“唯美风格”的体悟。“我始终认为，苏童是当代中国为数寥寥的具有鲜明唯美气质的小说家之一。无论其所表现的或阴森瑰丽、或颓靡伤感、或人事风物、或历史传奇，还是精致诡谲的文字和意象、结构形式，无不呈现着叙述的精妙与工整，发散出韵味无穷、寓言深重的美学风气”。
作为上世纪80年代就已成名的先锋派作家，苏童一直在逃脱有可能形成的自我文学定律，叙事方式模式化、艺术策略的老套、叙述语言的习惯与陈旧……这些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天才作家毁灭的羁绊，被苏童极尽可能地抛在身后。在他的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中，积极而强烈的叙事意识、个性话语随处可感。他总是试图通过想像与虚构进人陌生空间，营造新的感受“视界”、新的“审美距离”，让人们沉浸在一种迷离而充满暗示与象征的意境中。对于苏童来说，“故事”似乎并不特别重要，很多并不新颖别致的故事，却让我们一见钟情，流连忘返于那独特的感官体验、温馨又忧伤的气息间。这种近乎唯美的专注与执著，恰恰暗合了张学听的文学理念。张学听曾经这样说过，“除苏童外，很少有人会对短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做情有独钟、不遗余力地探索。这是一种摆脱了急功近利的追求。”这种为文学雄心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