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沈从文的创作与艺术追求

作者:庄锡华




  “看客”是沈从文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被妖魔化的原因。作为一个正直的艺术家,沈从文虽然只是旁观,却并非冷血,我们从沈从文的作品里,可以把握到作家真实的心律律动,把握到审美观照下的主观判断与情感取向,把握到他那似“冷”还“热”的性格特征。拿他的创作来说,虽然沈从文对湘西生活作了近乎抒情的描写,但是,人们不难发现在他描写这些“令人忧虑和哀叹的乡间生灵”时,“漂浮着不可测度的悲痛”。不过同样是表达愤怒,同样是流露出痛苦,沈从文却不愿取法这一时期流行文坛的浅薄的怒吼,他坚持认为,作家对社会的道义责任,应当在他的文章中体现,他希望人们能从他的抒情的叙述中,从他营构的审美世界中与作家、与作品作交流作沟通。人们能说在这样的作品里缺乏热量、缺乏力度吗?不仅如此,沈从文还在许多文章中表达了他对社会黑暗的愤懑之意。他要求作家保持对社会的批判精神,说:“一个前进作家他活下来时,假若他对于人生还有一点较遥远的理想,为了接近那个理想,向理想努力,于生活中担受任何不幸,他是不至于退缩的。他看准了他应取的方向,他对于他的牺牲便认为极其自然。他相信光明与正义所在,必不至于因为前面怵目惊心的牺牲了,就阻止了后面赴汤蹈火的继续。他明白一页较新的历史,必须要若干年青人的血写成的。”{7}“……你们呢?(指读者)是不是就震于威势低首暴力对这件事不闻不问呢?死去了的,固不需靠你们争回他们再活的权利,因为这份权利他们已得不到了。但你们自己,若还愿意活下去,且希望好好活下去,必须像一个人那么活下去,决不像一个不刻记号的奴隶那么活下去,在这种法律失去尊严生命毫无保障的国家中,是不是也稍稍觉得有一分羞辱?……”{8}这样的论述,很容易被人们视为左翼作家的言论的。胡也频牺牲后,沈从文怒斥当局的罪恶行径,要求人们皆不应当忘记,这两个作家,是在中华民国党治独裁的政体下,因个人政治思想与政府相左,两年内先后突然宣告失踪的。
  沈从文的文学思想受到老庄的影响,他的审美理想得之于庄子自不待言。他的“看”与“做”的抉择似也有老庄思想的影子。老庄的思想表达了两位古人对现实的不满,但也深感一己力量的微弱,回天乏术,只能推崇无为,寻求精神领域内的逍遥。沈从文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保持看的姿态,并将看的收获融入他的作品,另一方面不同于老庄的,通过创作他也表达了对理想生活的期许,循循善诱,态度应该说是积极的,体现了一个作家在艰难时世中的艺术良知。
  一般认为,沈从文的审美取向接近于京派文学,而周作人被认为是京派作家的领袖,然而当周作人日益消极,将文学当作发抒个人性灵的玩物时,沈从文却表达了不予认同的意见。我们知道,沈从文一生谦和、少与人争,但在关涉文学的价值取向这一重大问题上,沈从文却表现出少有的质直。他在评说《人间世》倡导性灵时,毫不隐讳地批评说,那是要将人们的审美兴趣引向“游戏”方面去。沈从文认为生活在社会动乱、民生痛苦、国家危亡的时代,怎能鼓励“游戏”的态度和“潇洒情趣”?{9}由此可见,沈从文对文学家的“做”作了别一种更符合作家身份的理解,即审美的参与,即将创作看作是作家参与生活、影响生活的不二之门。沈从文的创作是富含理想的,他认为,文学应当体现作家认同的一种“人生形式”,而他所信仰的人生形式是“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是从现实生活中生发出来的,就像他关注的不是“桃源”美景,而是桃源上溯700里的酉水流域的一个小城一样。以上这些分析说明,沈从文并非现实生活的纯粹旁观者,他的血管中流淌的仍然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血液,当作家并不需要牺牲中国知识者的良知与正义感。另一方面,沈从文坚持审美的参与,反对作家艺术家面对社会黑暗仅作空洞的呐喊,作家贡献于社会的是艺术,脱离了艺术,作家就失去了回报社会的依凭。沈从文自己也说他的创作有意“无当大道”,亦不太留心“治身理家”,与这类被儒家人物看得很重的事业相间离,意在从一个更廓大、更具有终极关怀意义上观照人生。强不能为能,只能像王安石所批评的那样“夸漫盗夺”,沦为当事人的一种矫情。
  事实上,沈从文的有些作品也表现出作家峻急的一面。如果说在描写湘西生活时,作家多少还保留了对故乡灰色社会的宽容的话,那么,在勾画“虚华、庸懦”的都市面影时,由于摆脱了情感的牵连,嘲讽便愈显出尖锐。类似于《十四夜间》和《第一次做男人的那个人》等作品已经公开取社会批判的态度,不过,作家所秉持的是与“左翼”不同的“广泛的人性”原则。作家不求闻达、安于寂寞的矜持,同他在看取人生、表现人生时所怀有的希望与追求并不矛盾。
  
  审美“独断”和“湘西情绪”的深度发掘
  
  沈从文说:“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10}性格温和的沈从文在创作活动中相信独断,他就是这样独断地处理他的湘西题材,塑造出一个个带着沈从文痕迹的人物的。在沈从文眼里,与湘西风光形成巨大反差的湘西人的生活也被他有意识地抹上了浓重的浪漫灵光,他固执地“在非道德、非伦理的生活里”去挖掘人的美质,亦即边域原始土壤上的人性。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内向、甚至有些怯懦的沈从文,在审美领域显得异常的自信,大胆地涉入常人不愿接触的题材。饶有兴味地表现那些被人视为不堪入耳、不堪入目的生活。
  以理抑情与沈从文浪漫主义的审美取向并不矛盾,沈从文不是以直白的抒情来体现浪漫取向,而是通过对表现对象浪漫美质的深度挖掘展现自己的艺术匠心。沈从文的创作态度在其审美实践中不断有所调整,他早年创作较多感性的呈现,虽然文字纯净,内中的激情却也比较的浮露。但是越往后,他的作品中的作家影子越来越淡薄。作家失踪了,失踪的作家去了哪里了呢?原来是作家皈依了老子、庄子,由理性的沉思走向了个体的销匿。{11}他自己也说,他渐渐地从“热情的自炫”,“感慨的无从节制”,“急于小成”,“取法乎一般标准”,而转到“沉默的努力”,“安详的注意”,“勇于写作而怯于发表”,极力使文字成为“自己的语言”。沈从文创作风格的转变是明显的。他早先的创作完全是自然情感的流淌,因为他所描写的生活是他的读者感觉陌生的,他也因此收获了新奇的好处。但光靠新奇并不能使一个作家在文学园地中稳稳地立足。沈从文真切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刻意锻炼自己的文字、自己的创作方法,向沉默的努力、安详的注意方向转移,挖掘表现对象被污秽、被尘土掩盖了的美质。在审美实践中,沈从文逐渐明白了要用自己的语言写作,凸现审美的个性。沉默的努力、安详的注意,使沈从文的作品由浅露而深沉,由感性而理性。情感表现的独特风格也使沈从文的创作由题材的新奇进入到独创自己的抒情格局的层面,沈从文由此收获了创作风格新奇更大的好处。我们知道,“五四”之后的新文学的发展遭逢的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最血腥、最动乱的时代,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愤激的情绪,作家们的创作也自然地带有浪漫的激情的倾向。沈从文的创作虽然不乏浪漫的色彩,但人们注意到,他的作品的情绪化、情感化特性是依靠他所表现的生活本来蕴含着的浪漫,而不是作家在他所表现的生活中有意添加了什么,作家并不具有煽情的故意,研究者因此认为,《边城》是写作者的一个梦,这个梦既非虚幻,又不拘泥于现实,而是追求一种真实,艺术的真实。作者把自己理想中的完整的城乡生活安置进去了。人物的正直、热情以及和谐、助人为乐的人际关系,构成一个自然的、健康的、牧歌式的小环境、小社会。作者将落后、原始的湘西生活审美化,以体现对一块曾经养育了他的土地的热爱,以及由于长期的流寓生活引发的对故乡的深沉的依恋。总体而言,沈从文的创作论强调的是理性的思考而不是感情的表露。他说:“创作不是描写‘眼’见的状况,是当前‘一切官能的感觉的回忆’。因为有生活各方面的认识,才能有动人的作品产生。”{12}强调思考,强调对眼见生活的分析与认识,将其作为创作的基础,这是沈从文在创作上走向成熟的表现。沈从文之所以能够不断有新作推出,不断给人以新的惊喜有赖于此,这也是他同左翼作家来不及思考,就匆匆对生活做出反应的不同之处,后者的创作是感性直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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