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沈从文的创作与艺术追求
作者：庄锡华
在我看来，沈从文将儒释道否定了一遍，采取的即是一种执中的立场，即将儒家的进取、佛家的慈悲普济和道家的蹈虚凌空杂糅在一处。他自己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层面上肯定许地山的，称落华生的创作“把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糅合在一处，毫不牵强的融成一片”。{14}
落实于人事的文学价值认定
文学观念的核心自然是关于文学价值的认定。沈从文并不避讳谈论文学的普遍与永久价值，他应该知道，在此问题上梁实秋与鲁迅不乏意气的论战，因此触及该问题时他显得格外的小心。与梁实秋不同，他并没有将文学价值与人言言殊、不易把握的人性简单地联系在一起，而将其对人性的关注落实在现实的人生上。他说：“一切作品皆应植根在‘人事’上面。一切伟大作品皆必然贴近血肉人生。”{15}就事论事，这样说也许可以让鲁迅派视为同道。但一转眼他便附和梁实秋表现人性与改良人性的主张。说：“作品安排重在‘尽其德性’。一个能处置故事于人性谐调上且能尽文学德性的作者，作品容易具普遍性与永久性，那是很明显的。”为了消解鲁迅派对他谈论人性的敌意，他机智地将鲁迅列为体现“尽其德性”与“谐调人性”的典范作家。煞费苦心周旋于对立的两派之间，足以证明沈从文对该问题的关注，而人生与人性是沈从文讨论文学问题的两个基点。
他曾直白地表明，建立一个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是他的创作目的。但作为一个务实的乡下人，他清楚地知道人性之论倘若没有任何现实参照物的话，就会明显带有虚悬的性质，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沈从文竭力将这样的创作目的落实在一些可以把握的方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肯定五四新文学为人生的方向，认为“人生文学这个名词”“使人联想到一个光明的希望”，{16}由此表明他对“五四”以来文学的传统——启蒙、改造国民性这一审美取向的肯定。他说：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实在需要一些作家！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已经受到了什么报应。若此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局面。他们又能理解在文学方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够尽什么力，应当如何去尽力。”{17}沈从文支持“五四”以来的文学启蒙的立场，表明他对时代要求有真切感应。
将人性的表现与启蒙的追求相结合是沈从文文学思想非常突出的特点。他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而他有意将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归结为“对于当前黑暗社会的否认”和“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这就改变了梁实秋讨论人性问题时的思辨取向，将问题引向真实、具体、现实和可以操作的方面。沈从文认为，“对现实不满，对空虚必有所倾心”，梁实秋关注抽象的人性确实同他对现实中国的不满有关。不满现实但还必须立足现实，沈从文特别表现了他对社会进步的信心。他说：“每个文学作者不一定是社会改革者，不一定是思想家，但他的理想，却常常与他们异途同归。他必具有宗教的热忱，勇于进取，超乎习惯与俗见而向前。”{18}这样谈论文学的价值与功用，似乎不容易受到左翼方面的攻讦。
强调文学的自由本性也是该时期沈从文文论特别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方面。他认为：“文学是用生活作为根据，凭想像生着翅膀飞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的一件事情，它不缺少最宽泛的自由，能容许感情到一切现象上去散步。什么人他愿意飞到过去的世界里休息，什么人他愿意飞到未来的世界里休息，还有什么人，又愿意安顿到目前的世界里：他不必为一个时代的趣味拘束到他的行动。”{19}尽管时局动荡，民生艰难，但文学还是应当成为允许灵魂安息的一个家园。
从整个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看，沈从文似乎显得特立独行，他虽然被人列为新月派、列入京派文学考量，但我觉得，他同这些文学社团、文学流派的关系始终处在和而不同的状态。新月派注重审美、注重形式的文学倾向沈从文是认同的、接受的。他的作品结构精巧、感情纤细，显示出作家锤炼的功夫。但沈从文来自底层，目睹了社会黑暗，始终保持了对底层社会中芸芸众生的关怀，自然地背负了对人生的一份责任。因此，沈从文的文学态度是认真的、严肃的，他反对以游戏的态度来从事文学活动。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沈从文批评了文学创作中的名士习气。他说：“弄文学的同‘名士风度’发生关系，当在魏晋之间，去时较远似乎还无所闻。魏晋以后，能文之士，除开奏议赋颂，原来就在向帝王讨好或指陈政治得失有所主张，把文章看得较严重外，其他写作态度，便莫不带有一种玩票白相的神气。或做官不大如意，才执笔雕饰文字，有所抒写，或良辰佳节，凑兴帮闲，才作所谓吮毫铺素的事业。晋人写的小说多预备做文章时称引典故之用，或为茶余酒后闲谈之用……唐人作小说认真了一些，然而每个篇章便莫不依然为游戏心情所控制。”{20}
面对这位有着卓越文学成就而际遇坎坷的作家，总是难以抑制心中的感情漪轮。超思维的强制，终于不能“晾干”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致”，笔者也因此获得了评论的自由，可以将由观照沈从文而生的怅惘转化为对一个杰出艺术家命运的历史沉思。我相信，既然他那平易的、抒情的、散文化的叙述，能够刻画出一颗坦诚的、执著的艺术灵魂，那么对他的新的解读，便用不着非借助艰深的思辨、袭用辩解开脱的俗套不可，甚至可以不必理会岁月曾经泼撒在艺术家身上的污浊。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文学院）
①②③⑦⑧⑩{12}{13}{14}{15}{17}{18}《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0、44、46、30、31、43、11—12、52、103、203、321、110页，花城出版社1984年。
{4}徐志摩《诗人与诗》，《晨报副刊》1923年6月。
{5}{9}{16}{20}《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168—169、175、93、150页，花城出版社1984年。
{6}《徐志摩全集》第1卷第31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11}汪曾祺说：沈从文常看《老子》、《庄子》，见巨文教《张兆和、汪曾祺谈沈从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94年第2期。
{19}《沈从文自传》第141—142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