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沈从文的创作与艺术追求
作者：庄锡华
以理制情，展示生活的原生态形式
必须承认沈从文的创作处处让人感到作者创作个性中的浪漫潜质，但作家自己是非常明确地反对文学创作成为作家“热情的自炫”的。在《秋之沦落》序中，沈从文表达了这样一种审美追求，即：“使创作态度由‘热情的自炫’，‘感慨的无从节制’”，“急于小成”，“取法乎一般标准”，转到“沉默的努力”，“安详的注意……”{1}自上世纪30年代起，沈从文便与新月派接近，他的以理制情的审美追求与新月派理性倾向是一致的。放纵情感其实也是现代激进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沈从文的创作艺术地表现他幼时栖居的湘西乡村，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是生活在他周围的性格质朴的农民，作家熟悉他们、同情他们，因而在直面他们不幸的遭遇时，难免会因风起舞，抑制感情的表露更需要理性的自觉。值得一提的是，作家从这一抑制中得到了充分的补偿，那就是他的作品在内敛的外表下蕴藏了较强的精神冲击力。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因为长期生活在闭塞的压迫环境中，性格大多显得木讷、内向，然而他们同样有丰富的情感活动，沈从文审美挖掘用力的向度正是在于努力透视作品中人物的深层心理，他的“沉默的努力”、“安详的注意”在情感类型上先天地具有接近农民的亲和力。正如关注地域文化的研究者们所指出的，湘楚民风确曾受到其先民浪漫风习的影响。但在沈从文的作品中，这种传统的潜在影响，似乎并不体现为夸张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而是体现为有胸怀、能容物，将涌动的感情漪轮尽量压缩在最深层的内心。《丈夫》中的男人痛苦着也犹豫着。他深爱着他的女人，竭力要求自己正视无奈的处境，接受残酷的现实，但听到“今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十分无理的喊话后，无名的愤火在心里油然而生。正待发作，女人给他的一把胡琴又将他带入欢喜里。但接踵而来的屈辱终于击垮了他，使他无法继续保持自障其眼的矜持，带着女人回了乡下。小说特能体现沈从文创作的艺术个性与审美追求，即刻意将人物激荡起伏的情感波动融入平淡的、直线式的铺叙中，这样的表现方法与叙述风格符合梁实秋反对滥情，强调理性的节制的主张。唐代诗僧皎然认同将情感加以沉淀的表现方法，他认为“诗有四不”：气高不怒，力劲不露，情多不暗，才赡不疏。“四不”的关键，就是强调情感表达的适度，沈从文的作品“气足而不怒张”，深通情感表达应当适度的道理。
但有意隐藏自己的感情的作品往往不易被读者读懂。沈从文对此颇有感慨。他生活在一个群情激愤的时代，读者自然更不容易领会作家的这份苦心，沈从文因此称他的作品虽然畅销，却不过是“买椟还珠”，读者领略到的只是作品皮相的东西。他写道：
因为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2}
虽然感到遗憾，沈从文还是表示：“我还预备继续我这个工作。”期望有人能够发现他的作品“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3}
沈从文一直自称是“艺术型乡下人”。他的创作致力于以乡下人的方式对乡间生灵的情感世界进行深度挖掘。这个艺术型的乡下人，其实也敏锐地把捉到了现代人审美感觉的蜕变，意识到了艺术发展面临的危机，而这种意识其实在黑格尔、马克思等人那里也已经感受到了的，因而发出了现代社会与艺术相敌对、艺术将会消亡的感慨。沈从文通过对审美的直接观察获得了回归古典的心理动力。
沈从文看重他的乡下人身份，对乡下人文化性格的解剖也许能够成为把握他的审美追求的一把钥匙。中国的乡下人长期生活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形成了内敛的性格，他们的生活是悲惨的。在长期艰苦的生活中，他们习惯于将自己的悲喜深深地埋藏于心底。不难发现，沈从文的创作用最大的努力来压缩情感活动的空间。如前所述，《丈夫》中的丈夫承受的是人生最大的屈辱，让人特别感到惊奇的是他没有直接的抗争，也没有呼天抢地的嚎叫，他的满腔的愤懑只是通过带着女人回家让人真切地感觉到的。沈从文为人不张扬，无意由他来制造轰动效应。他不担心边缘化，反倒是中心化、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会让他极感不适。也因此，我特别不解为什么上世纪40年代末当国共之争已经快要分出胜负的时候，他会一反常态，改行要做“公共知识分子”，匆忙地走出书斋倡言“中间道路”，变自由派的观念人物为自由派的行动人物？
在看与做的选择中坚守艺术家的立场
沈从文的研究者常常惊叹他在描写那些令人窒息、令人辛酸的乡村生活时能够保持理性的平静，并因此推断他是他所表现的生活的一个看客。在沈从文踬蹶坎坷的人生中，与革命的疏离是使他招惹诸种是非，以至后期失去握笔权利的沉重负累。这就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看”而不“做”能够成为责备艺术家的依据吗？是的，人们是有理由将沈从文看作是那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演进期的旁观者的。不仅客观上沈从文从未同革命发生直接的联系，而且在他的人生独白里，也表达了乐意“观看”而疏于“实做”的生活态度。他曾说过，“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不太理会身边革命朋友的种种鼓动。
从审美的实际看，“看”应该是艺术家基本功，洞幽烛微，看得细致才能有生动真切的表现。“看”是艺术家获得感性直观的生活表象的前提，“看”为创作准备下丰厚的感性原料，生活表象积累于作家艺术家的胸中，不断融会发酵，最后会幻化出一个新的艺术世界。徐志摩的《诗人与诗》说：“天赋我们的眼睛，我们要运用他能看的本能去观察；天赋我们的耳，我们要运用他能听的本能去谛听；天赋我们的心，我们要运用他能想的本能去思想；此外还要依赖一种潜识——想像化，把深刻的感动让他在潜识内融化，等他自己结晶，一首诗这才能够算成功。”{4}可见，“看”是作家的职责所在，不能成为责备作家的理由。那么对“做”的婉拒呢？沈从文是不是应该为此受到拷问？
沈从文认定艺术家的职责不是直接参与生活过程，在左翼作家那里更被片面地理解为贴传单、喊口号、参加飞行集会。这些都没有被沈从文列入他的“做”的范围，他说：“接受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道德君子的感情。”审美务虚，道德则贵在力行，将艺术家的感情与道德君子的感情加以区别，正确地切分出两类人不同的活动空间，这是沈从文在那个嚣乱的时代给作家的一个忠告。他懂得艺术家从事文学，也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一样，贡献于社会的应当是一些作品，一点成绩，不能用其他东西代替。{5}努力创作是作家们效力社会的最佳途径，离开了这个可以用武的空间，撇下了他所掌握的创作这个生活长技，作家也便没了报效社会的特别本事。拿沈从文来说，虽然对胡也频积极参与革命的热忱表示理解与同情，保持着与胡、丁夫妇的友谊，却绝无相随着参加革命的冲动。他理解自己、理解自己从事的工作的意义与价值，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试想，在现实生活中，作家如果处处欲以道德家的身份出头露面的话，那么，生活在黑暗中的社会，他只能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或者力主公道的仲裁者。社会需要这样的人，也必然会出现这样的人，但他们与创作、与审美却没有多大的关系。在我看来，在关于“做”的分际问题上，自由派文人是有相当共识的。在《近代英国文学》中，徐志摩便坚守着文学家“只能听视”，“不必实做”的立场。{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