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一个人物，或一个世界
作者：杨 亮
二
阎连科小说人物形象“扁平化”的倾向主要集中于作家早期的作品中，作家自己也言这与他早期的阅读经验有很大的关联，他是读着那一批“红色经典”长大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共同构成了他最初对文学的想象，这种被文学史经典化的审美模式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十七年”与文革文学由于政治理念的强行介入，小说中的人物显得格外的僵硬，他们本身就是政治的一个符号，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因此成为大量复制“扁平人物”的温床。虽然相当多的作家意识到了“发展”、“复杂”的重要性，但塑造人物因循的既不是生活的逻辑，也不是艺术的逻辑，而是政治的逻辑，人物的复杂度也主要体现在对其进行阶级阵营的划分，换句话说，这一时期的人物没有欲望，有的仅仅是阶级观念。另外，过分强调用行动来塑造人物，人物的性格要在行动中体现出来，这样的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强调文学对人物的“塑造”过程，而不是和盘托出，避免了冗长的心理道白。问题当然也相当明显，那就是缺乏对人物内心的开发力度，因此“十七年”与文革文学总给人苍白无力的感觉，缺失了人性的土壤，文学便失去了生机。阎连科的小说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他的作品主要也是用行动来塑造人物，小说主要由一系列事件推动，而人物也是在事件渐进的过程中凸现出来，因此读阎连科的小说很少有内心的独白或大段的心理刻画，故事情节的设置很令人动容，但人物心理却没有拉开层次，依旧是作家创作理念的一个符号。
阎连科曾不止一次提到苏俄文学以及拉美文学的重要，他经常提及的一部作品便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他热衷于《百年孤独》中的“单一的、浅薄的、符号化的”人物。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我认为有必要寻找一个参照物，那就是庸俗现实主义，阎连科与现实主义的关系一直被人论及，他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拒斥态度一直是有目共睹的，因此，阎连科对《百年孤独》中人物形象的憧憬其实也是对现实主义人物塑造经典的逃离，所以他拒绝所谓的在发展中塑造人物以及对人物性格的复杂和变化的强调，但是我认为阎连科的这种行为无异于将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因为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尤其是十七年文学中塑造出的所谓的经典人物是无法成为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标高的，大量的优秀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以及人物存于我们的视野：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司汤达的《红与黑》甚至巴尔扎克，这些文学大师都为我们展现了现实主义文学可以达到的高度，他们在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以及性格塑造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但阎连科将它们也拒之门外，这不能不说是种遗憾。因此我认为阎连科在躲避庸俗现实主义对自己的限制的同时，也跳进了文学史为他挖制的陷阱，即他对虚伪的“丰富”的拒绝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他笔下人物单一、停滞的弊病。
如果说既往的阅读经验促使阎连科前期小说中复制了大量的“脸谱化”人物，那么在他之后的小说创作中，阎连科转变了他的风格，以全新的姿态丰富了我们的阅读视野，但他所营构的荒诞化叙事空间却又不约而同地为我们献上了“漫画式”的人物形象，可以说在阎连科后期的小说创作中，他全新的美学追求决定了小说人物的特征。前文提到作家极为推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部小说的人物都是符号，他们完全是作家的设置，是整体布局的一个棋子，而他们所依存的土壤便是荒诞。阎连科的《受活》和《坚硬如水》也是一样。《受活》中的故事情节是极为荒诞的，无论是柳鹰雀购买列宁遗体的狂想，还是“受活庄”组成的“绝术团”外出演出的荒诞细节设置，都可见作家极尽夸大、漫画之能事。漫画化、或者说荒诞化本身就要求凸现其中一点，而掩遮其它特征，小说虽然提及了柳鹰雀的一些童年经历，但都是为了彰显其对权力极度热衷做准备，他的理想、爱欲、冲动全部指向了权力，阎连科这样的设置是为了迎合整部小说的荒诞化的色彩，柳鹰雀在小说中被塑造成了精神病人，癫狂者的视野是非理性的，是反常的，这恰恰是荒诞的底色，对作品荒诞性的追求使得柳鹰雀不得不成为一个荒诞人物。无独有偶，阎连科在《坚硬如水》中也塑造了两位精神病狂人——高爱军与夏红梅，他们同为革命狂魔症患者，这与文革那种全民荒诞的氛围不谋而合，阎连科省去了他们作为偷情者的羞涩与耻辱感，相反用他们在革命歌曲的激越声中的大胆造爱衬托革命的无理性状态，整部小说即是在革命与情欲的荒诞交织中完成叙述的。无论是柳鹰雀，还是高爱军与夏红梅，他们都是高度符号化的人物，他们的存在便是一种理念的阐释与象征，柳鹰雀象征着权力，而高爱军夏红梅象征着革命的本质。阎连科在荒诞的叙述中夸大人物的局部，以此凝固人物性格的进一步发展，荒诞的文本与“漫画式”的人物在此相得益彰。
同样，阎连科的许多作品也都有着寓言化的特征，寓言人物本身就是扁平人物，对于这一点前文已经详细分析了《年月日》和《耙耧天歌》中的先爷和尤四婆这两个人物形象，在这里主要谈谈《日光流年》，小说倒叙了主人公司马蓝的一生，从他的死写到了他的生，“索源体”的形式丰富了当代汉语写作，但是在阅读中，我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在司马蓝一生的各个不同阶段，作家都突出了他在权力方面的才能，并以此为中心来捕捉细节，这也是其“扁平化”特征的集中体现。小说开始于司马蓝作村长大修灵隐渠，中间部分写司马蓝成就村长的过程，那时的他便是“三姓村”青年一代的头，最后写幼年时期的司马蓝，毫无疑问，他同样是以孩子王的形象出现的，每一时期的司马蓝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是那样的相似，我们似乎觉得虽然岁月在流逝，但人物的内心却是那样的波澜不惊，先不议论这样人物的出现是不是《日光流年》的一处败笔，我在这里要说的是阎连科如此塑造人物是由小说“索源体”这个寓言结构决定的，如果我们将文本时间转化为物理时间，人物由生到死，他的一生便是一个由已知到未知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虽然最后面对的必然是死亡，但过程是未经历的，是新鲜的，是充满无限可能的。但是小说有意混淆了两种时间的界限，即司马蓝的一生是一个已知的定数，这本身就是一个缺乏弹性的时空，主人公生命的过程是一个已被经历过的时间线段，人物不能以写实的标准——强调发展和变化来限制，对于这种已知的未来人物，他们又能有多大的成长空间呢？因此寓言化的小说追求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人物的“扁平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