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一个人物，或一个世界
作者：杨 亮
三
人物问题作为阎连科小说创作上的“瓶颈”已经被多位批评家提及，但是否分析过于浅层次而缺乏深入的思考，我们似乎更注重其类的同一性而忽略了在诸多脸谱之中也有异类的存在，我想这样的问题似乎更值得我们来研究，比如高爱军和柳鹰雀。
阅读高爱军的一生我们发现他似乎也在延续着阎连科“军人系列”一贯写作风格，他参军就是一场婚姻与政治的交易，娶了村长丑陋的三女儿便被村长送去当兵，当兵归来便进入了村里的权力阶级，长期的军旅生活使得高爱军比故里的人们更容易接受革命形势的风起云涌，他要在死气沉沉的两程故里开始他的革命伟业。如果我们分析高爱军的潜意识会发现，他的内心是极度压抑的，首先是他外姓人的身份，其次是孤儿寡母受屈的生活窘境，最令高爱军难以忍受的便是妻子仰仗其父的权力全然不顾他男人的颜面，使他在婚姻中不仅无法获得性的满足，更丢失了人格和尊严，因此说高爱军从军是他寻找报复可能的开始，而在军队中养成的军人意识和思维又使得他产生了对权力与暴力的迷恋。军队成了高爱军“革命狂魔症”的催生剂，而夏红梅的出现更使得一切报复变得合情合理，由于高爱军无法在妻子那里获得作为丈夫的尊严和快感，因此萌生了对夏红梅的爱意，只是这种爱意发生在两个精神有些错乱的人身上显得格外的癫狂，为了获得和夏长期私通的可能，高爱军挖了地道，并杀死了夏的丈夫。高爱军和夏红梅开始大规模暴力革命，在权力与性爱共同交织的浪潮中徜徉，最后将两程故里传统文化毁于一旦。这其中纠缠的无非是这样几个元素，农民军人从军的私欲、对权力的渴求以及返乡后和故土的隔膜，身为军人性欲无法得到满足后的心理乃至精神错位，这些在阎连科以往塑造的军人形象身上我们似乎都可以找得到。
柳鹰雀这一人物形象应该说是“执权者”的代表，因为他身上几乎遍布这一类型人物的所有性格特征，他善于玩弄权术，对权力有着极大的热忱和天赋，他生活的全部似乎就是一级级靠着自己的计划和努力往上爬，他竟然梦想着像列宁一样，睡在水晶棺里而“永垂不朽”，为他实现梦想的正是“受活庄”的残疾人，他们组成了“绝术团”到全国各地去表演，竟大获成功，一个县的ＧＤＰ几乎都是由他们创造的，“绝术团”的表演由最初的精彩发展到后来的残忍、甚至是迫害。在小说中柳鹰雀虽然也流露出对构筑一个梦想中的“共产”社会的向往，但在金钱面前，在权力的吸引之下，这样的理想被他极端的权力欲所遮掩了。提到《受活》就不能不提它的“荒诞”，连阎连科自己也承认柳鹰雀是公认的“漫画式人物”，他对权力的疯狂的欲念以及他病入膏肓式的所作所为，开拓了阎连科人物塑造的新视野，类似于高爱军，阎连科从写实中走出来进入了“荒诞化”的时代，他笔下的人物也穿着“荒诞”的华服跳跃在阎连科的小说世界中，对于这一点很多论者都已经注意到了，这里便不再多言。提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既然我们思考阎连科人物创作的“扁平化”问题，这主要表现为“漫画式”人物的出现，但是在文本中阎连科注重了这类人物性格的发展，即作家笔下的人物有了一定的成长的过程与空间，那我们如何定位像高爱军、柳鹰雀这类人物性格有发展但缺乏变化的形象？
这里我想借用里蒙·凯南的理论加以说明，凯南指出福斯特关于人物划分（即将人物划分为“扁平人物”和“圆型人物”）的几个弱点：其中一个弱点即为“福斯特似乎混合了两个并不总是重合的标准。据他所说，一个扁平的人物是既简单又不发展的，而一个浑圆人物则是既复杂又发展的。尽管这两个标准通常是相互并存的，但有一些虚构人物却是复杂却不发展的(如乔伊斯笔下的布鲁姆)，也有一些简单却发展的。”{4}凯南所做的其实是进一步修正和发展福斯特的理论，即福斯特是站在“二元对立”的立场上来对人物进行分类，而凯南看到了这种划分的弊病，即他只看到了线段的两极却错过了中间部分，凯南所指出的正是这一中间部分人物的重要（线段的中间部分不同于我们通常讲的“中间人物”，因为“中间人物”正是“圆型人物”的代表，他们依旧是二元对立的产物）。我认为阎连科塑造的柳鹰雀和高爱军正是这种中间部分的人物，既发展却又简单的人物形象。其实李陀在《〈受活〉：超现实主义写作的重要尝试》中已经略带提及了这个问题，他肯定了《受活》吸收了写实主义的长处，“就是把人物的性格形成和人物的成长经历联系起来。”但是在对话中李陀并没有将这个问题深入下去，而依旧用“在人物性格刻画上，还是显得单薄一些，不够丰富，不够复杂”{5}来总结阎连科人物塑造上的问题。将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我们会发现在阎连科荒诞小说的内部存在着一些像高爱军、柳鹰雀这样的人物，他们本身无法用既往的现实主义对人物的理论分析加以界定，因为他们已经溢出了这一理论的逻辑范畴。柳鹰雀虽然经历了社教娃阶段，经历了无数的官职升迁，但他的性格凝聚在对权力的痴狂；高爱军经历了童年的、婚姻的种种压抑，经历了军人的磨练，但是他的性格亦可以用对权力以及暴力的变态式迷恋来概括，这就是阎连科抛给他的研究者的难题，我们如何来评价这样的发展却又简单的人物？
其实我认为这种人物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文本荒诞性的融合，即人物既受故事情节发展的推动，同样它们又由于文本的荒诞性而被戏谑化处理，进而达到“漫画式”人物的效果。但是，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更希望在阎连科荒诞的文本内出现丰满的“圆型人物”，我觉得这是种近乎苛刻的要求，因为现实主义与荒诞是存在着巨大矛盾的：“圆型人物”某种程度上是写实主义要求的，而荒诞则要求夸张、变形和虚构，写实与荒诞间的巨大差异加剧了在荒诞文本内部塑造“圆型人物”的难度。并且对还原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热衷又使得一大批的现实主义批评家给予这种“圆型人物”以很高的评价，而对“扁平人物”则持有较大的偏见，就连福斯特也不例外，他曾言“扁平人物在成就上无法与圆型人物相提并论”。但他同样也例举了狄更斯这样的例外，他说：“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几乎都属扁平型。几乎任何一个都可以用一句话描绘殆尽，但是却又不失人性深度。也许，狄更斯自身的无穷活力使他的人物生动了起来。他们从他那里获得了生命力，因而显得活灵活现，一如真人。”{6}狄更斯笔下的扁平人物丝毫没有影响作家的创作整体，他笔下的“漫画式”人物，虽然简单却并不单调乏味，反而偶有人性的深度。可见，“扁平人物”虽然有他的问题，但这样的人物类型并非一无是处，他们的性格结构中所凸现出的局部光辉也应该获得我们的重视。
联系阎连科的创作，我们是否真的要对像高爱军、柳鹰雀这样的“漫画式”人物抱有如此惋惜的态度？是否令《受活》、《坚硬如水》这样的荒诞意味十足的作品换上我们的批评家所推崇的“圆型人物”后便会成就为经典之作？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是否真的可以与阎连科这样虚构的荒诞文本构成和谐与统一？我们对光辉的人物形象给予太多的厚望，太想在我们的国度中诞生世界级的经典形象，但是将这种情结抛于阎连科似乎有些过于沉重，我们看到了他在人物塑造方面的问题，但我们忽略了他的文本是一个整体——奇特的、荒诞的艺术世界，如果将柳鹰雀、高爱军塑造成我们想要的“圆型人物”，那么套用华莱士·马丁形容哈克·芬的一句话：中国的当代文学史也许多了一个有趣的人物形象，但我们失去的却是阎连科小说的整个世界。{7}诚然，阎连科在人物塑造方面有他的问题，作家应该对他的创作策略作进一步的调整与改进，但我们似乎也应该切合阎连科创作的实际提出我们的质疑，我们期待着阎连科带给我们全新的艺术感觉。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