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一个人物，或一个世界
作者：杨 亮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曾对小说中的人物作出过经典的划分——“扁平人物”和“圆型人物”，总体说来，“扁平人物”是静态的简单的人物，用福斯特自己的话讲就是几乎“可以用一个句子描述殆尽。”{2}“圆型人物”则是动态的有变化而复杂的人物。通常说的“漫画化”人物因为极度夸大人物的某一方面性格特质，而使人物脱离现实生活的束缚，呈现漫画的倾向，即“漫画化”的人物有着鲜明的“扁平人物”的特征。因此，我们不妨作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现在学界认为的阎连科小说人物塑造的“瓶颈”即为其“扁平化”的倾向，缺乏丰富的、富于变化的，或者干脆说能“立”得起来的“圆型人物”形象。而这样的“扁平人物”也意味着阎连科笔下的人物“脸谱化”十分严重，重复制造相似的人物似乎也预示着阎连科对人物性格及心理结构的开掘始终停滞在一个层面上，并且在人物塑造方面出现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制约阎连科整个小说创作实践的“瓶颈”。由于阎连科笔下人物的“扁平化”特征，因此我们很容易寻迹追踪将其作出系列式的划分，透过人物系列的内部，来进一步分析“扁平化”问题。
一
阅读阎连科的作品，我们可以将其笔下的人物划分为这样四个形象系列——“军人系列”、“农民系列”、“执权者系列”以及“寓言性人物”系列。
阎连科笔下的“军人系列”绝大部分都是和平年代下的农民军人，这与作家自身的经历有关。正如作家直言：他参军的目的就是为了“逃离土地”，惧怕饥饿和贫穷。农民参军某种程度上是走出农村的唯一途径，也是他们对生活有所盼望的希冀所在。因此他们入伍的动机并不再像以往文学作品中所展示的那样单纯为了保家卫国，更多的是为了寻找个人生活的出路，农民身份所带来的自卑使得他们的生活在军衔间找到了前行的动力，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与权力对话甚至是利用权力的过程，这期间农民的狡黠及坚韧表露无遗，如《大校》中的汪洋，汪洋从军的动机源于泄恨，文革时期，汪洋的老父亲（也是位老红军）被打为了“右派”，受到了队长的羞辱与迫害，汪洋立志从军就是想在队长的脸上吐上一口浓痰。再比如《夏日落》，主人公夏日落改变自己生活的愿望没有达成便认为生活没有了出路，无论如何也不愿回到故乡再度穷苦日子，于是想不开便偷枪自杀了，而围绕着偷枪以及夏日落的死展开的更是和平年代下军人的私欲，指导员为了让赵林顶下一切的罪名拿出全部积蓄调动赵林家属的户口，而“为了老婆孩子进厕所用上卫生纸也就对得起这一世人生了”更是写出了农民军人无法割舍的农民本性以及功利思想。农民从军动机渐渐远离了战争因素，而更多的是个人化和生活化的私欲，因此，展现和平年代下的农民军人真实的精神世界以及情感风貌便是作家阎连科所要着意凸现的内容。
农民从军为了“逃离土地”，为了在城市中获得一席之地，但他们虽然身体逃离了土地，内心却无法真正的逃脱对土地的依恋，于是，阎连科的小说中出现了强烈的“原乡想像”色彩，对故土矛盾的情感成为阎连科笔下“农民军人”内心普遍的情感体验，因此，“军人返乡”也是作家十分热衷的一个主题。农民军人面对故土的矛盾内心这是我们容易理解的，但故土真的还能成为军人的收容所？军人真的可以在脱下军装之后，重新获得农民的身份并和生养他的故土融为一体？我觉得这是这一主题所蕴含的深意所在。《农民军人》这个短篇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矛盾，小说开始于前马家峪村和后马家峪村之间为了争夺沙土引发的一场争斗，前马家峪村比后马家峪村人少，于是他们想到了他们村返乡归来的军人马林，这个马林在村人眼里有点神秘，因为他参加过越战，并且是一团之长，但是没人知道他为何返乡，也没人了解他为何丢掉团长的军衔跑回村里当农民，村人开始对他礼敬有加，但后来却因为马林不想参加这场争斗而受到了前马家峪村民的种种猜忌和诋毁，这场村与村的无谓争斗虽然最终还是由马林平息的，但他却从此离开了故土，小说写了军人归来后与农民的隔膜很似鲁迅笔下的“离去—归来—离去”模式的演绎，而其间蕴含的苍凉意味也可见一斑。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军人在部队中养成的军事化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也加剧了隔膜的发生，他们无法摆脱军人身份对灵魂的重铸。马林虽然想做回农民，却依旧保持着部队的生活作风，他把他的老宅布置得如在部队里一样；《寂寞之舞》中的郭松刚在转业后用训练士兵的方式训练他手下的公司保安，回到家乡当老师，却组织学生分成“红军”“蓝军”两大阵营排兵布阵，训练打仗。这一切都体现了军事化的思维方式在每一个服过兵役的军人世界中都是无法泯灭的，而这也加重了农民军人重新融入农村生活的难度。
阎连科在“军人系列”中同样也关注和平年代下军纪与军人人性欲望之间的矛盾，在这种失去作战使命的平淡不惊的军旅生活中恪守军事准则尤其显得有违人常，他笔下的军人多徘徊在军队纪律与青春期情窦初开之间，在理性与人性之间难以取舍。《四号禁区》中的鸢孩年纪轻轻就独守藏匿在深山中的四号禁区，因为这里是禁区所以连当地的农民也被迫搬走了，只留下了恪守古训誓死不搬的老人和他的孙女小菊，老人死后，这偌大的四号禁区更是仅留有鸢孩和小菊相依做伴，长期的相守又使得这对妙龄男女互生情愫，但是军队连长时常到四号禁区来检查工作，经常提醒鸢孩要注意军民关系，这无形中就在提醒他不要和小菊产生感情，他更是要鸢孩专心抄写《三大条令》，鸢孩在抄写的过程中强化了自己的纪律意识，不敢与小菊有进一步的接触与承诺。长期的孤独生活以及对作一名真正的士兵的渴望，使得鸢孩神志有些不清醒，他幻想着首长前来视察，肯定四号禁区的重要，表扬他对工作的尽职尽责进而获得嘉奖，但事实上他却在幻觉中错杀了小菊，四号禁区也最终被废弃而变成了国家森林公园，将鸢孩的军人行为化作了无意义的坚守。
梳理了阎连科笔下的“军人形象”系列，我们很容易发现几乎每位军人形象身上都折射着这种相似的命题，都具有相似的面孔，郭松刚对导弹发射的痴迷和汪洋何其相似，《和平寓言》中的“龙干事”每天都挣扎在“今晚你一定来赴约”的诱惑中，这又很像鸢孩在军纪与小菊间所作的两难选择，阎连科似乎习惯于在一个平面上对他笔下的人物进行考量和塑造，这在他前期的几个系列作品中体现得较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