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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难重重(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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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什么要你杀我砍呢？”那个逗人爱的人回答说，“每个人都会以为，是为了钱财。这老太婆有五个存折，当我满身伤痕，穿得破破烂烂地跑到她那儿去时，正赶上给她寄来了利息。除她之外，我在这人世间再也没有一个亲人了。我就求她收留我，可是她这死尸，说什么要我出去找事做，还说什么我这么年轻，身强力壮，如何如何。于是，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了起来。我只是用拨火棍敲了她几下脑袋，又照她脸上揍了一通，连我自己也认不出来：这是我姑妈还是不是我姑妈呢？于是我挨着她坐在地上，一个劲儿地问：‘是我姑妈还是不是我姑妈呢？，到第二天邻居发现我坐在她旁边。后来我就进了斯莱比疯人院，到大战前波赫尼采（布拉格市的一个区。那里有一所精神病医院。）区的检查委员会证明我已痊愈，于是我马上又得补服这些年我所耽搁的兵役。” 一个又瘦又长，愁眉苦脸的士兵拿着扫把打他们旁边走过去。 “这是我们先遣连的教员，”坐在帅克旁边的猎骑兵介绍说。“如今干打扫卫生的活儿。是个非常正派的好人。就因为写了一首诗被送到这儿来了。” “喂，老师，过来！”他冲着那个拿着扫把。一本正经地朝长凳走去的士兵喊道。 “给我们念念那首虱子诗吧。” 拿扫把的士兵清了清嗓子，朗诵起来： 遍身虱子到处跑，整个前线都在把痒搔， 一只只大虱子又是爬来又是咬， 将军大人满床滚呀，痒得实难熬， 天天换内衣换内裤也不见效。 虱子在大兵身上过得满舒服， 在军官身上照样习惯又逍遥， 奥地利的老公虱在床上， 跟普鲁士的母虱把尾交。 那位教员出身。愁眉苦脸的士兵坐到长凳上，叹了一口气说：“这就是我的全部罪行。为了这首诗我已经受到军法官先生的四次审讯了。” “这件案子实际上不值一提，”帅克满有把握地说。“主要看军法处认为那只奥地利老公虱是谁。好在你加上了上床交尾的事。你这一笔会把他们搞得糊里糊涂，一个个都傻眼的。不过你一定要跟他们说：公虱就是雄虱，只有雄虱才能爬到雌虱身上去。要不说清这一点，你怎么也开脱不了。你写这首诗当然不是想侮辱某人，这是很明白的。你就对法官先生说，你写这玩意儿只是为了自个儿开开心，就象说公猪母猪一样，也说公虱母虱嘛。” 教员叹了一口气：“可那个军法官的捷克话又说得不地道。我也用这类话向他作过解释，可是他冲着我一个劲儿地嚷嚷：母虱的捷文叫‘ｖｅａｋ，（捷文的母虱子是ｖｅ，军法官便硬说捷文的公虱是ｖｅáｋ。其实捷文ｖｅáｋ却是”挂衣架“的意思。），而不是’公子，，他还用拉丁文混着德文说：‘ｖｅａｋ，是阴性，你这文化人。’ｆｅ，是雄的，雌的叫‘ｆｅáｋ，（军法官由于发音不正确，不但把捷文的”母虱“说成捷文的”漂亮的“，而且把已经说错的”挂衣架“又再错说成”美人儿“了。），Ｗｉｒ ｋｅｎｎｅｎ ｕｎｓ，ｒｅ Ｐａ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德语：“我们是了解自己的皮柯乐米尼的。”出自席勒的巨著《华伦斯坦》三部曲。皮柯乐米尼父子是皇军统帅的部下。作品里描写了其子从拥戴统帅到杀死统帅的转变过程。这句话已成为德国人广泛流传的成语。其转意是：“我们了解你们！”）“ 帅克说：“总而言之，你这事糟透了，可你不要丧失信心，就象比尔森一个叫杨纳切克的吉普赛人一样，当一八七九年他因为谋财害命杀死两人的罪过，把绞索套上了他脖子，他还说：会转危为安的！真给他猜中了：在最后一刹那，又把他从绞刑架那儿领开了，因为欣逢皇上生日，不能把他处以绞刑。要绞他的那一天正赶上皇帝老子生日。到第二天，皇帝过了生日后才把他绞死了。这小子还有更大的福气：第三天他得到了宽恕，对他进行复审，因为所有事实表明，这件案子原来是另外一个杨纳切克干的。好啦，只得把他从犯人坟地挖出来，给他恢复名誉，改葬到皮尔森天主教徒墓地。可是后来发现他不是天主教徒而是新教徒，结果又把他迁到福音堂墓地，后来……” “后来我给你几个嘴巴子，”老工兵沃吉契卡说，“你这小子干吗净瞎编！人家正为军法处的审讯提心吊胆，他这个坏家伙倒悠闲自在。昨天叫我们去过堂时，他还在跟我解释风卷球（一种草本植物。）是什么。” “这可不是我瞎编的。有个老太婆问潘鲁什卡。马捷依画家的仆人风卷球是个什么样时，他是这么跟这老太婆说的：‘你拿一块干牛粪搁在碟子里，往上面浇点儿水，牛粪就会发绿。这也就是风卷球。’”帅克为自己辩护说，“我可没有编造这么一套胡说八道，可是我们一起去过堂，总得聊点什么吧，沃吉契卡，我只是想宽宽你的心！” “还宽宽我的心哩，”沃吉契卡蔑视地吐了一口唾沫说。“人家满腹心事，只想着怎么摆脱这个倒楣运，出去找那些匈牙利小子算账，可他倒想用牛粪来安慰人。” “如今关在这地方，我怎么找那班匈牙利小子算账？而且还得对人装蒜说假话，说我们一点儿也不恨匈牙利人。唉，我告诉你吧，这简直是活受罪！哼！有朝一日哪个匈牙利小子落到我手里，我要象掐小牛崽子一样把他掐死！我叫他看看‘ｉｓｔｅｎ ａｌｄ ｍｅｇ ａ ｍａｇｙａｒｔ，（是以前匈牙利国歌的第一句：“上帝佑我匈牙利人。”）是个啥样儿。我要跟他算账，让他忘不了老子。“ “咱们别操那么多心啦！”帅克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要紧的是在法庭上永远别说真话。谁要是让人给哄骗住了，说了老实话，谁就准完蛋。如实招供决不会有半点好处。想当初，我在摩拉维亚的奥斯特拉发干活的那时节，那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矿工揍了一位工程师，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场，别人谁也不知道这件事。他的辩护律师一个劲儿地要他别认账，他就啥麻烦也不会有。法庭庭长多方开导他，说是坦白了能从宽处理，可那矿工硬是顶住，就是不招认，结果屁事没有，把他放了：因为他证明当时自己并不在场，那天他到布尔诺去……” “圣母马利亚，”沃吉契卡发火了，“我再也受不了啦，说这些有什么用，我不明白！昨天和我们一块儿过堂的也正是这么个人。军法官问他入伍前是干啥的，他回答说：‘在克西什那儿送风。’搞了半个多钟头，军法官才弄清楚他是在克西什铁匠那儿拉风箱。后来又问他：‘这么说，你是在他那儿帮工的？，他象聋子对话一样地回答说：‘什么打更的？打更的是赫甫什家的弗朗达。” 过道里响起了脚步声和巡逻兵的叫喊声：“Ｚｕｗａｃｈｓ．”（德语：又来了一个。）帅克高兴地说：“我们的人又多些了。他们兴许还藏了点香烟头吧！” 门开处，一位志愿兵被推了进来，他就是曾经跟帅克在布杰约维策一起坐过禁闭车厢，后来分配到先遣连伙房的那一位。 “托耶稣基督的福，”他进来时说。帅克代表大家回答说：“永远永远，阿门！” 志愿兵满意地看了看帅克，把随身带来的毯子放在地上，坐到捷克人那边的条凳上。然后，他松开裹腿，取出藏在里面的香烟分给大家。又从皮鞋里掏出火柴盒上的那块沙面和几根有意弄掉半截的火柴。 他划燃火柴，小心地点燃了香烟，又点火让大家都抽起烟来，这才毫不在乎地说：“我被指控煽动士兵造反。” “这没啥了不起的，”帅克平静地说，“小事一桩。” 志愿兵说：“我倒要看看，我们靠各种各样的法庭，用这种办法是不是能把仗打赢。既然他们千方百计要跟我打官司，那就打吧。说到底，一场审判改变不了整个形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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