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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除此以外，特德还在鼓吹他的那套看法。他说对生第一个孩子他尽力不够。回想起来真叫人啼笑皆非。他知道了当母亲不容易，所以现在愿意更多出些力。上一回分娩并不顾利，现在生过了孩子，彼此能协调得更好。 　　“比里出生的时候，我抱着你，给你打气，记得吗？” 　　“真的？” 　　“当然罗！我抱着你，你在使劲按压。” 　　“真有这事？我记不清你当时是不是在场。” 　　他并不气馁。 　　“乔安娜，我们很会生孩子。” 　　“是呀，你是个好爸爸，特德。” 　　这一点她相信。特德对待比里挺不错。可是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再生个孩子吗？亏他想得出来。一切都压在她肩上。她身上又痒了。 　　起初她想留个条子给他。这样她有时间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得有条理些。她甚至问自己：应该手写以示亲切呢，还是用打字机？打字可以清楚些，但是太缺乏个人感情了。接着她又想到出走以后寄一封没有回信地址的短信。最后，她拿定主意，认为夫妻一场至少也应该和他面谈一次，作一次短暂的问答式的谈话。 　　比里和他的“人”睡着了。乔安娜和特德正准备收拾盘子和汉堡包，那是他们一年里第三十回吃汉堡包。 　　“特德，我要离开你了。” 　　“什么？” 　　“我在这儿快闷死了。” 　　“你快怎么了？” 　　“我刚才说过了，我打算离开你。” 　　“我不明白。” 　　“我想你大概是不明白。我重说一遍。特德，我打算离开你。听懂了吗？” 　　“这是开玩笑吧？” 　　“哈，哈。” 　　“乔安娜？” 　　“我们的婚姻结束了。” 　　“我不相信。” 　　“你就努力想法子相信吧！” 　　“前不久我们还在谈论生第二个孩子呐。” 　　“那是你在谈。” 　　“乔安娜，我们的确碰到过一些问题。但是人人都会有自己的问题嘛。” 　　“别人的事跟我无关。” 　　“我们连争执都不多。” 　　“我们之间没有共同点，一点儿都没有。除了账单、宴会和少量的夫妇生活以外，再没有共同之处。” 　　“我不明白。” 　　“你不用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天哪，我什么地方做错了事呢。” 　　“女人必须独立自主。” 　　“我同意。那又怎么样呢？” 　　“我快闷死了。我一定得走。” 　　“这太荒唐了。我不答应。” 　　“你不答应？” 　　“我不会让你走。” 　　“真的吗？再过五分钟左右我就走了，管你答应不答应。” 　　“这不是个办法，乔安娜。这样不行。” 　　“为什么不行？” 　　“总得先想点办法。应该去找人谈谈。” 　　“我知道那些精神分析疗法专家。去找他们的大都是中产阶级，婚姻与他们利害攸关。” 　　“你胡说些什么？” 　　“我已经讲过了。我一定得走。现在就走。” 　　“乔安娜——” 　　“女权主义者协会赞赏我的行动。” 　　“什么女权主义者？哪儿有什么女权主义者？” 　　“我要走的，特德。” 　　“上哪儿去？找个地方痛哭一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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