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转喻研究的认知语言学视野
作者：李 湘 闫亚平
论积极原因还是消极原因，都是受到了语言表达的经济原则、模糊原理、显豁原理等的制约。
(5)转喻的功能
命名功能，如向日葵、丹顶鹤等；指称功能，如我喝汤，他吃肉，圆圆吃我；述谓功能，如He kicked theball with his left foot．；社会功能与认知功能、文字游戏功能。
(6)句法研究的转喻视角
如汉语中的“的／字结构；他个子很高=他很高；中国队大胜(败)美国队等等。
二、讨论的热点问题
针对以上报告内容，与会学人积极地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广泛地交换了意见。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问题一：转喻的认知研究对修辞学研究的启示
观点：转喻的研究范围应上升到语篇层面。
博士生李秀明指出，传统的研究中，转喻被简单化成了一种词语层面的借代，从而忽视了转喻在认知和语用上的意义和作用。既然我们认为转喻可能比隐喻更为基本，那么就有理由去关注这种基本的作用在语篇层面的表现程度。实际上，隐喻研究已经延伸到了语篇层面，隐喻对于语篇的衔接、语篇的建构有着重要的作用。比如一个根隐喻可以生发出众多的滋隐喻，从而完成篇章的建构和拓展。那么，转喻是否也具有类似的作用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报告中提到某些诗歌可以看作是一种话语转喻，实际上很多情况下，一个文本也能可以是转喻的,jakobson曾经提到的一个观点，抒情诗一般富于隐喻性，史诗富于转喻性。浪漫主义诗歌更具有隐喻的，现实主义的诗歌则更具转喻性。比如一部传记体作品，永远是通过对人的一生当中的某些节点的描写来转喻人的一生。从这一意义上说，传记就是一种最大的篇章结构的转喻。但陈光磊老师也提醒大家，要警惕由于转喻研究范围的过分放大而导致所有现象都可以看成转喻的尴尬局面。
问题二：转喻、隐喻和组合、聚合的对应关系。
观点：转喻体现一种组合关系，隐喻体现一种聚合关系。
Jakobson认为转喻和隐喻是语言运作的两个重要原则。隐喻属于语言的选择轴，因为它根据的是相似性。转喻属于关系轴，涉及的是事物的相邻关系。刘大为老师认为可以从喻体和目标在认知域中存在的方式来理解Jakobson关于转喻中所谓组合和聚合两种关系的论述。以Jakobson所举的桅杆和船为例，桅杆和船总是出现在同一个场合当中，或者说，两者具有同处一个认知域的共现关系，在这一层面上，它们是组合在一起的，因此可以用桅杆来代替船只。而隐喻基于一个相似关系，它涉及到两个不同的认知域之间的投射，而与一个对象相似的其它事物有很多，因此可以选择其中任何一个事物进行投射，从这一层面上看，隐喻体现了一种聚合关系。
李明洁老师也对Jakobson的这一理论观点提出了疑问：当我们把索绪尔所讲的语言系统的两种基本运作模式组合和聚合与认知领域的转喻和隐喻进行对应时，不免觉得有些勉强和艰难。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在认知领域当中，隐喻和转喻的划分是否就是一种饱和的划分，如果不是，那么将转喻、隐喻和组合、聚合进行一一对应的做法也就不一定恰当。目前看来，这种貌似简单划一的切分和对应并没有为人们认识转喻和隐喻提供一个有效的途径。反而因为各人对其理解的不同引发理论上的争执和混乱。这可能也是为什么Jakobson的这一论断最终并未被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
问题三：形式上的替代关系是否是转喻发生的必要前提?
针对束定芳老师一再强调的转喻机制——邻近性原则，博士生缪俊提出了疑问：隐喻和转喻的一个显著差别在于，转喻的定义强调了一种替代性，而隐喻则没有这样一种形式上的要求。隐喻可以通过使用比喻词来标记相似关系，也可以不使用比喻词而使用替代的手段(如借喻)。那么，是不是说形式上的替代性和意义上的邻近性都是转喻形成必不可少的条件。
观点：在词语层面上，形式上的替代应当说是转喻过程中必然具备的。如果我们把替代作为转喻过程中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转喻研究的范围就缩小了，而且转喻的类型与隐喻的类型具有一种对称性关系。
束定芳先生认为，如果考虑词语层面的借代现象，那么形式上的替代应当说是转喻过程当中必然具备的。但是，如果考虑句子和话语层面的转喻，实际上是一句话引发一个推理进而得到一个结论，而不是用一句话代替另一句话。比如：
A：“你是怎么来机场的”。
B：“我叫了一辆计程车”。
B没有选择直接的回答“我是坐计程车来的”，而是选择对整个事件的一部分进行描写来间接回答A的提问。这一整个事件结构就是所谓的“理想认知模型(ICM)”。人们通常使用这种理想认知模型的一部分来唤起整个模型。听话者能够明白说话者希望他们通过所提及的部分事物来理解整个事件，因为它们共享同一个认知模型。人们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的连贯的一系列日常事件可以通过提及这些事件的某一部分而得到指称。这种推理使得我们能够推断说话者没有说出的话语。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关于会话含义中的推理的研究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理解构成了日常思维和理解的转喻性的证据。
刘大为老师认为，如果我们把替代作为转喻过程中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转喻研究的范围就缩小了。实际上，转喻的类型与隐喻的类型具有一种对称性关系。比如可以有一种相当于暗喻的转喻类型：“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这是一个转喻，但是并没有发生替代。又比如另一种转喻：一群老人坐在懒洋洋的长椅上。这里也没有替代关系，但由于老人和长椅之间具有一种临近关系，所以老人懒洋洋的特征可以转移到长椅上。传统的转喻研究就是借代的研究，但借代只是转喻中的一个小类。对应的就如借喻只是比喻的一个小类而已。可见如果不把替代关系当作转喻的必要条件，转喻研究的范围就可以得到有效扩展。扩展转喻研究必须以有严谨的定义指导为前提。如果缺乏严格定义的约束，那么转喻和隐喻的划分就失去了意义。正如刘大为老师同时指出的，目前多数语言学家在对隐喻和转喻进行区分时持有的根本依据，就是隐喻基于相似性而转喻基于邻近性，而从认知和心理上来，相似性实质上也是一种接近性——两个事物因为相似而心理接近。
问题四：汉英语言中转喻问题的比较。
如果说对一种语言内部的现象进行纵深的剖析是目前研究转喻的一种基本范式，那么跨语言的横向比较无疑会给这一研究范式提供新的思路、新的视角。
讨论热点：英语是不是隐喻型语言，汉语是不是转喻型语言?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现代英语研究所副所长蔡基刚老师提到，汉语中有一种特殊的偏正式复合造词的手段，比如：蝴蝶结、植物人，从这些复合词的构成语素的意义以及它们的构成模式，很明显是依托相似性来完成对事物的指称，那么这样一些词语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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