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试论文化语用原则
作者：何 刚 张春燕
幼之间的对话，长者的提问，无论问得多么直接、触及对方面子／隐私，幼者总会予以回答。违反原则，就会招致‘不敬’、‘不孝’的恶名，影响到日后的人际交往。例如：
(3)君若母亲：……你是才子也好，英雄也 好，我们家的小庙容不得你这个大菩萨，你还是 放过君若吧!
李 敖：伯母……我想澄清一下：第一，我没有气死我父亲，……第二，我和君若是真心相爱的……(澄清——不敢顶撞)
君若母亲：君若是个不懂事的女孩，……等你们真正过上日子，后悔就来不及了。
君若对母亲：妈，我是爱他的!(顶撞)
君若父亲：(吼起来)说话永害羞，爱爱爱，你
让这小子拿什么爱?(指责女儿的行为)
(章晓明，《李敖和他的女人们》p28)为了自己的爱情，女儿竟敢顶撞母亲(间接一软顶撞)，这显然是不‘顺’的行为，不‘顺’就是‘不孝’，子女‘不孝’会带来家庭‘不和’，万事乃不能‘兴’，所以，父亲才赶紧站出来制止女儿进一步的叛逆行为。求稳表面上看与‘和’关系不大。其实，其间有很大的关系。作为一个情景特定的文化原则，‘稳’不仅对即刻情境的事态和结果产生影响，而且也影响整个‘和’局面或交际氛围。汉语文化特别偏好‘稳’，说话要‘稳重’、而不可‘冒失’，做事更不能‘激进’而要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个脚印。‘稳重’的表现就是‘矜持’、‘谨言慎行’，不说自己没有把握的话、有时即便有把握也要等待‘成熟的’时机，不当‘冲头’、避重就轻、不露锋芒。中国人大多相信‘来日方长’，因此，不会以一时的‘成败’来论‘长短’。所谓‘细水长流’、‘稳中求进’、‘稳坐钓鱼台’、‘稳中求胜’，是强化‘稳’的文化价值。从某种角度看，‘稳’是自信的表现，稳重的言行是以内在的‘和谐’来构建社会人际的‘和谐’。‘轻狂’的言行则是无法把握内部平衡、不自信、且具有很强的破坏社会人际‘和谐’的因素。比如：
(4)朱骏(上海联城老板)还给俱乐部管理层提出三点要求……从和谐、稳定的角度出发，尽快协商解决好这一问题。……朱骏还给予了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谢亚龙很高的评价：“他是一个既沉稳、又锐意进取的人，思路很开阔……”
([新民晚报]2006／2／24体育新闻3A2)
除‘稳’，外，还有许多使用范围相对较特殊的‘情景化原则’。热情周到，是指导待人接物、迎来送往时要遵循的；谦虚谨慎，指导人们在受到他人褒奖或自我评价时的说话或回应；容忍、忍让，指导个人在受到不公正对待和非原则性误解、损伤是的言行(小不忍则乱大谋、退一步海阔天空)；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和’的文化精神联系在一起，成为指导、监控、建构话语建构和理解、解释的情境原则。
三、文化语用原则的功能特征
对于言语交际中的会话互动而言，文化语用原则是一个强大、活性的功能认知网络。具有十分鲜明的情境特性。具体地说，文化语用原则因为涉及到会话互动者个人的文化身份和意识(系统安全感)，所以在整个会话过程中都处于工作状态。这不仅是对直接参与互动的双方，对作为旁观者的第三方也是如此。那么，文化语用原则到底有哪些功能特征呢?主要是：监控性、干预建构性、分层性和排他性。
3．1 监控性 里奇(1983)曾经指出，语用问题是受原则控制的。原则在理解和解释过程中起着很强的作用。对于一般认知语境尚且如此，对文化语境而言更不能例外，相反，这种作用更强。由于文化语用原则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体的文化身份，且文化身份是个体在社交活动中受到合适对待、感到‘安全’的最后屏障，因此，在特定情境中，互动者个体的行为随时受到文化语用原则的监控。一旦出现偏离或危机，它就会适时地输出相应的行为指令。比如：
(5)君若的母亲说：“你说你是孝子，你老子死的时候，你连纸都不烧，头也不磕，泪没一滴，你是正常的人吗?全台湾找不到第二个……”
(章晓明《李敖和他的女人们)P28)当李敖试图为自己辩解时，君若的母亲根据中国文化的‘孝道’来判定李敖先前的行为(父亲过世，他一没烧纸、二没磕头、三没流泪。显然这不符合汉文化在此特定场合对参与者的行为规范)，因此，作为旁观者，君若母亲面对的是她所判定的‘不孝子’、‘伪君子’，她真能置之不理呢?真能将女儿的终身托付于他?因此，我们说，在此情境中，特殊语用原则(孝道一关于面对长辈的说话做事原则)始终对参与者的言行进行适时监控。
3．2 建构性 文化语用原则不仅对互动参与者的言行实施监控，而且还对参与者的话语建构进行直接干预或指导。在路上，带着小孩遇到自己熟悉的左邻右舍时，或对方已经暗示或启发小孩时，父／母亲就会让小孩：“叫叔叔／爷爷／奶奶／阿姨!”、“傻孩子，怎么不叫人呢?”、“宝宝，快叫爷爷厂一旦小孩遵从，他就会受到褒奖(哎，宝宝乖!真是好孩子!)这些行为直接建构互动的话语，同时，在更高的文化意义上，它建构的是一种代代相传的、具有高度亲和力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必然有利于文化共同体内人际的良性互动。因此，与一般语用原则不同的是，文化语用原则不仅仅适用于话语特定隐含信息的理解和解读，它更加直接的参与到文化情境互动之中。
3．3自下而上、分层作用 文化语用原则的作用顺序是自下而上、特殊到一般的。首先，特殊原则是直接控制和建构特定情境的，它是对情境需要的直接服务、对情境中的行为的直接反应。‘没大没小的?’、‘怎么说话呢?没有分寸。’、‘孩子，不能目无尊长。’像这样的直接干预可视为‘语用原则的前景化’，其目的是凸现遵守原则对维护文化共同体的和谐和正常运作的重要性，同时对不规范行为进行匡正、起到教育作用。由于特殊原则的维护或坚持不仅关系到情境中会话互动的顺利进行和互动目的的达成，也进一步巩同和加强了一般原则的作用。因此，我们说，文化语用原则的系统功能是自下而上的，具有深刻意义的。有的情境中，特殊的行为和话语也许对具体原则并不带来影响，却对普遍的产生影响，此时，文化意识强的参与者或第三方就会站出来进行维护，因为，普遍的原则涉及到个体的文化认同感、身份和安全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语用原则的情境作用又是分层的。
3．4排他性 作为文化核心价值系统对行为及互动的设定，文化语用原则的排他性表现在对异文化行为及价值的排斥上。大凡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模仿、拿来就用的言语行为和其他行为在与母语文化接触时，都会引起与文化语用原则的冲突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比如，‘和’的原则是排斥竞争的‘争’，因为‘争’(纷争)就会带来动荡、打破心灵的平静，导致人际的‘不和谐’。笔者最近参加一个咨询会，话题是谈汉语国际推广的。其中一位发言人提出高校之间‘要错位竞争’，也就是各自发挥自己长处，不去搞和其他学校相同的东西，另一位发言人后来加了四个字‘友好相处’什么的，意思是说，有的单位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对别的单位进行负面宣传。当时在会上，大家似乎对这八个字颇为赞赏，可是，到了餐座上，就有人表现出大不以为然之态，说：“什么‘友好’，蛋糕就这么大，不是你的，就是我的，竞争就是竞争，还谈何‘友好”’?这说明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争’与‘和’是相排斥的，而不是相容的，即便在高度开化的人群中亦如此。
四、文化语用原则的普遍性与文化特定性
文化语用原则的普遍性，指的是每个文化共同体都有的一整套指导交际行为(言语的、非言语的)与互动，理解和解释特定情境中的行动、话语的原则、规则与规范系统。这套系统对系统内部的成员是可以学习、习得和共享的、普遍有效的。作为文化的系统设定(systematic assumptions)，它是主流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反应，因此，它超越种族或族裔的、区域的、阶层的差异，成为共同体文化身份的验证和保障。与此同时，对于别的文化共同体而言，文化语用原则总是在特定方面与别的共同体相关原则相区别的，而不可能是完全重合的。正是这些相互区别的文化语用原则信息才构成了人类语用信息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也正是这些信息使话语的文化理解成为必然、可能和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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