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修辞化:词语意义锤炼的总体趋向
作者:崔应贤
法,毋庸赘述。
再有就是有顺序义的名词做谓语。如“都大姑娘了,还哭鼻子。”“已经星期天,晚了。”“就两个?”“都三十斤了。”
或方位性的名词做谓语。如“再左边一点儿”“最前线”“极右”。
有典型特征意义的名词做谓语。这突出地反映在自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颇为新潮的“很+N”句法组合方式上。“很农村”“很小资”“很中国”“很女人”“很学生”“很雷锋”“很现代”“很东东”“很西方”。
时间副词充当定语。如“曾经的美丽心情”“上市,从来的梦想”“他们急需即刻的救济”“霎时的勇气”“一向的劲头”“已经的感觉”。
上面这些类型里边的名词,词性都在特定的组合里边可以说都临时性地发生了转移。
但还有一些不一定说是词性上的转移已经实现,但在语义的理解上面,仍可以说由原来的指称性发生了向描述性的转变。
特定结构里边的名词做谓语。如“不山不水”“非驴非马”“比姑娘还姑娘”。以最后者为例,如果说第一个“姑娘”仍重在指称的话,第二个则就偏重在了某种特定的固有属性上,像“羞怯”“文静”“手巧”等。结合表述换作特定的形容词语义表达完全可以成立。
包括句法组合上的。如“山里的山里”“尘埃的尘埃”“核心的核心”。这种组合过去通常叫做“同语相饰”。这些词语本身带有某种特定的属性,两两通过句法上的偏正结构形式,语法意义上的包容关系,进一步突出显现这种特点。如“山里”,即带有“交通不便”“文化落后”“信息蔽塞”“生活贫困”等诸多附属意义。说“山里的山里”,这些意义便得到了更明显的强调,即累加性质的凸现。
句型上的。如“孩子毕竟是孩子”“学生就是学生”“当局长就当你的局长吧,不,你偏偏还要管其他的事儿”。过去修辞学把这种类型称作“精警”或“警策”。认为是整个句子形同废话,但蕴含有丰富的语义。如果往深处开掘的话,可以看到,这种语义上的特殊性仍是通过句法的表达特征赋予在特定的词语上面实现的。如第一例,尽管“孩子”分别做了主语和宾语,但它们在意义上面却有着比较大的差别:前者仍是指称性的,后者作为表述焦点,却侧重在了述谓性上,如“顽皮”“单纯”“贪玩儿”“力气小”“承受能力弱”等。和上边所述的有些情况类似,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边,选用表达这些意义的适合的词语来代替做宾语的“孩子”,句子的表达完全可以成立。
三、“修辞化”倾向的功能解释
语法化多表现在实词虚词的环节并偏重虚词,“修辞化”却比较多地表现在实词内部。许多从事语法化研究的学者也认为,真正反映在实词内部的语法化现象表现得并不突出。张伯江《词类活用的功能解释》一文用具体的事例从一个方面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甚至认为,实词里边基本不存在述谓性词语向非述谓性词语游移的现象②。但自然大家认为语法化现象是一种较普遍的语言发展现象,为什么它在实词环节里边就表现得不突出呢?我们认为,从世界存在的方式上讲,空间和时问是最重要的两个范畴,那么名词和动词便代表了这种状态的两极。名词的特征主要在于它的指称性上,它的现实性最强,名词和事物之间的关系通常是一对一的关系,它不需要借助语言自身系统发展的途径来加强自己,完全可以凭借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进行抽象便可以获得并丰富自己。这从儿童语言习得最先认识的是名词这一点便可得以证明。而在词典里边,名词的概念义也最明晰,也是最容易采用“属+种差”的方式进行定义的。结合认知语法的理论认识它的句法形式的话,可以看到,名词的有界性也是最突出和明晰的,那就是数量词语对它的限定相对来说最自由。而它对应的行为动作却有比较大的模糊性,比如说同样是用义素的方法进行认定,相对于名词,对一组同义动词或近义动词的认定难度就大得多。而词语释义也多采取描写的方式。形容词也表现为同样的情况。可以这样说,多少述谓性的词语都难以将纷纭复杂的事物动态状貌刻画殆尽,表现抽象行为的心理动态就更是如此。正因为如此,人们在不放弃这方面努力的情况下,除了精细地辨析选用原有词语的基础上,也不惜临时性地借用其他词类中的词语以丰富这方面的表现力。特别是文学作品,要使得语言富有弹性和张力,充分展示感受的丰满性、形象性和生动性,最大限度地利用原有词语进行表现便是一条最便宜的途径。这恐怕就是反映在实词内部为什么指称性的词语多倾向于向述谓性词语的那一头转移,而非其反面的根本原因。
当然,语法化毕竟是语言自身发展的一条普遍性的规律。名词并非完全靠语言外部的认识抽象概括即可以达到自足。因为相当一些抽象名词在现实世界中并非客观存在,还有些指称对象往往出于意识的认定。比如“这讨论让李明来安排”,其中的“讨论”便具有了一定的指称性,也是其他的名词所不能代替的。也就是说,过去人们常说的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便反映了语法化的运行轨迹,尽管它不像人们通常认定的典型的语法化那样明晰,毕竟也说明了实词里边仍是存在着这种现象的。
修辞化的实现,既有语言自身的特征在起作用,同时也有人们的意识迁移规律在促使着。这里边体现最明显的就是典型性原则问题。
比如时间副词活用为形容词。袁毓林认为,汉语词类作为一种原型范畴,是根据词与词之间在分布上的家族相似性而聚集成的类@。时间副词是副词中的非典型成员,与表达时间意义的其他词类在分布上有相似性,这些词类包括时间名词、方位名词、动词、数量词语、区别词等。比如有“偶然的过错”,似乎说成“偶尔的过错”也不为过,有“间断的响声”,类推出“问或的响声”似乎也能说得过去。在一个快节奏的社会发展时期,加之人们求新求异心理的追逐,便宜于这种相对时尚用法的形成。
再比如名词用作动词或形容词。有顺序义的名词在人们意识观念里边,词上边便蕴含有进递的过程在,说“都大姑娘了”,肯定有一个“小姑娘”作参照,因此便具有了时间的因素,并为它动词化提供了基础。“女人”没有顺序义,如果仅凭词典释义的内容,义素描写当为这样的形式:[+成年][+女性][+人]。然而它并非像有些语言著作表述的那样,在归纳该词的概念义的时候,将其富有具体特征性的固有属性全部舍弃,那些有关的附属意义,如“心细”“手巧”“爱打扮”“秀气”“羞怯”“经不住事”“会料理家务”等,是以潜隐的状态贮存于该词中的,特定的组合,如“很女人”,会将这些意义激活,并使之成为表述的侧重点。不具备某种特征典型性的名词便很不容易实现这种转移。如我们可以说“太军阀了”,但通常不说“太士兵了”,前者本身即带有某种较鲜明的特征属性,后者则不够突出。这在造词上面即有不同的表现,如我们可以说“军阀气”,但通常不说“士兵气”。“电线杆”和“桌子”两词哪一个更容易形容词化?当然是前者,如可以说“他长得很电线杆”,后者似乎还没有某种典型的特征可以供人们来利用,顶多说“突出来的那块儿石头像桌子”。所以说越是富有典型性的名词越是容易谓词化。
修辞化的第二个因素是时尚推动下的句法使用,促进了它的能产性。这典型地表现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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