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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化：词语意义锤炼的总体趋向
作者：崔应贤
关键词 修辞化 词语的意义锤炼 典型性
○、问题的提出
现时的修辞学内容，已经逐渐形成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辞格的运用和语言风格四个方面的基本框架。虽然从整体上破除了辞格中心论的格局，但在份量的轻重安排上仍然呈现不够均衡的状态：辞格部分相对来说仍是比较丰厚；词语部分，作为修辞应用中数量最多、使用几率最高的一级单位，相应的，它的效用也应该是最大的。然而恰恰是这一部分，毋庸讳言，理论描述上也是最薄弱的。“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怎么才叫做“安”?‘‘寻常词语的艺术化”，怎么才叫做“艺术化”?很多时候似乎仍处在“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只可神通而不可语达”的境地。这里边到底有没有规律性的东西可供人们遵循?加强该内容的探索研究，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一、由“词类活用”看“修辞化”倾向的存在
我们从语法学中的“语法化”理论描述中或许能够得到启发。
用历时的眼光进行认识，正像一个人的语言习得历程由简单到复杂逐步趋于成熟一样，一种民族语言作为一个有机体，同样需要经历由开初阶段的粗糙尔后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在语法上面，则表现为句法结构组合越来越丰富复杂。作为反映这种结构组合变化形式化的标志之一，即虚词，它是典型的语法词，广义形态，往往由实词逐渐地虚化而来并逐步增多。这种词类转移的现象即为“语法化”。这种情况在没有形态变化的汉语里边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比如“于”，在甲骨文中，它比较多地用作动词，当“落在、触及”讲。这种意义甚至在春秋战国期间还保留着。孔子《春秋》中的句子：“陨石于宋五，六稿退飞过宋都。”由后一分句相对照，即可知道其中的“于”仍做动词用。它的虚化在于它的前边添加了其他的动词，如“战于牧野”。现代汉语中的“V于N”结构之所以有动宾词组或动补词组认定上的巨大差异，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个“于”在“语法化”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不一致性。作为动词属性的一种残存，出现在名词前边，那么这时候它是介词，这是它的第一次虚化，如上例。它的再虚化则是向语法化的最极端，即词缀过渡。“生于斯，长于斯”，此时的“于”，前附或后附不容易判定。至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此时的“于”肯定是以词缀的性质出现的。语法化的过程体现了民族语言句法结构愈来愈趋于形式明晰、民族哲学思维方式也随之逐步趋于谨严的倾向要求。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变化不属于个人行为或言语行为，而是全民在语言应用中潜移默化地得以实现的，目的虽不清楚，但其趋势却是指向稳定和规范，且在时间性上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语法化主要轨迹反映在实词虚化上，特别在虚词上面体现得尤为突出。由介词到连词再到助词，随着分布位置的后移，词语的语法意义越发趋于虚灵。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在言语的运用中，还有另外的一种动力趋向，那就是与上述语法化词类转移完全相反的一种运行方向，即虚词向实词移动，在实词里边，述谓性弱的词语向述谓性强的词语移动。语法化现象已经为人们所共知，为了鲜明地揭示语言内部所存在的不同动态效能，对比当中来彰显语用中的特殊性，我们把这种努力方向称作“修辞化”。
这种情况首推“词类活用”。众所周知，该种用法的特点就在于“为了突出某种表达效果，而将甲类词临时性地用作乙类词”。虽然它也是一种词类转移现象，但它是一个怎样的转移法通常讲的就比较少了。首先由大家通常认可的定义即可知道，这种现象和语法化不同，它在时间上只是一种临时状态，而语法化却是一种渐变的过程。再则是在它上面个人的表达色彩体现得比较浓重，和一个人的言语风格有关。众所周知，鲁迅先生的笔下这种用法是很多的，并成为个人表现风格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看他数个典型的用例：
(1)有什么“奇迹”，干什么“吗”呢?(《“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2)这神情和先前的防他来“嚓”的时候又不同，颇混着“敬而远之”的分子了。(《阿Q正传》)
(3)所以录寄贵刊，希为刊载，一以略助多闻，二以见单文孤证，是难以“必定”一种史实而常有“什么疑义”的。(《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
(4)“高雅高雅”，他其实何尝不知道有些肉麻，不过他又知道说过就完，“本传”里决不会有，于是也就放心的“高雅”下去。(《论讽刺》)
(5)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不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这几个例证中的“词类活用”情况是：(1)助词用做动词，(2)象声词用做动词，(3)副词用做动词，(4)形容词用做动词，(5)名词用做动词。总的特征是所有的词类都是向动词上面靠拢，尽可能地使不具有表达效能的或表达效能弱的词语向最具表达效能的词语实现词类功能上的转移。
(6)虽然抄得麻烦，中国现今“有恨”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选出了。(《无花的蔷薇》)
(7)这一切等等，确是十分“堂·吉诃德”的了。(《中华民国的新“唐·吉诃德”们》)
(8)呜呼呜呼，倘若黄昏，黑夜自然会来沉没我，否则我要被白天消失，如果现在还是黎明。(《影的告别》)
这三例的情况是：(6)副词用作形容词，(7)名词用作形容词，(8)不及物动词用作及物动词。它们可以看作是其他词类向动词转移连续统上中间环节的具体表现。
鲁迅著作里边的词类活用也有移动方向与此不完全一致的。如《一件小事》中的用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的小来。”其中“小”是形容词用作名词。但这种以词为单位进行转类的情况是相当少的。有意思的是，鲁迅倒是有一些将短语进行这种功能转移的用例。如“我的学会了煮饭，就在这时候。”(《伤逝》)“只须防那‘来了’便够了。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圣武》)这些都应归属于句法现象。
仅由鲁迅先生“词类活用”的情况即可初步看到言语里边这种“修辞化”规律的存在。
二、“修辞化”倾向的主要表现类型
词类活用作为一种总体趋势，它表现在许多具体的方面上。我们这里也只能就它的句法结构特征、特定时期人们言语的时尚使用等，将比较典型的类型做一简略的列举。
过去人们所说的“词类活用”，往往是名词的形容词化或动词化、形容词的动词化这类现象来讲的，最明显的句法表现就是此时的名词或形容词做谓语。前者如“猴上身来”“铁了心了”“球成一团”“太军阀”，后者如“幽默了一回”“‘痴’起来”等。这些可以看作狭义的常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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