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看过《西游记》的人，最喜欢的是孙悟空，但最引起人们争论、研究的也是他。孙悟空的形象是生动的、深刻的、成功的，但美中不足也有缺欠，甚至认真起来还比较严重，即这一形象前后存在一些矛盾现象。 　　研究者普遍认为，悟空后来虽不得已皈依佛门，但他大闹天宫的威名仍在，对上天仍很蔑视，他是以另一种英雄的行为出现的，即由前七回中反对神佛的叛逆英雄，变为征服自然、战胜困难、降魔除怪的“斗战胜佛”。因此认为悟空的形象前后并无显著变化。另有极少的研究者认为，悟空在前七回中的形象是英雄，而皈依佛教后的形象是叛徒，是失败者。 　　从《西游记》结构上看，虽然前后是从不同的情况下歌颂孙悟空的，但不等于这两种形象没有一点矛盾。在前七回中，玉帝是天上昏庸骄横的最高统治者，太上老君是道教首领，如来是佛门领袖，他们都是维护上天威严的凶恶打手，是窒息人性灵的可憎的象征，是作者在某种程度上蔑视和嘲笑的对象。而追求自由、平等，争取个人权力的孙悟空，他大闹天宫的轰轰烈烈英雄壮举，就被他们联合镇压下去，遭到悲剧的命运。很明显作者是把全部的热情倾注在悟空这叛逆英雄身上，歌颂他英勇反抗上天的行动，同情他的失败与不幸，那格调是悲壮的、感伤的。在十三回之后，作者一反常态，又把玉帝写得比较仁惠，把如来、老君、观音等写成正派人物，甚至加以鼓吹。这时的悟空虽不乏叛逆精神，对上天仍有蔑视、不敬，但却歌颂多于嘲笑。因为这时悟空最主要的矛盾冲突是西天路上的妖魔，而神佛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悟空必不可少的强大后援。所以，悟空对他们揶揄讽刺虽间或有之，但比之前期已失去尖锐锋芒，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了。他自己就公开表示过： 　　我为人做了一场好汉，止拜了三个人：西天拜佛祖，南海拜观音，两界山师父救了我，我拜了他四拜。 　　在感情上跟他们也比较相投了。如在第八十七回“凤仙郡冒天止雨，孙大圣劝善施霖”中，竟将这大闹天宫的英雄写成纯粹的佛教徒，在他虔诚劝善之下，“城里城外大家小户，不论男女人”等，都烧香念佛，“一片善声盈耳”。于是，“这一声善念，果然惊动上天”，顿时“风云际会，甘雨滂沱”。这段情节不仅庸俗无聊，而且不符合悟空独特性格，简直把这叛逆的英雄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为什么悟空前后变化如此之大呢？这正是作者吴承恩思想上矛盾所致。 　　吴承恩出身于中下层小商人家庭，父亲当年以“木讷迟钝”避祸，人称“痴翁”，是不满现实而又半悲剧式人物。承恩从小受父亲熏陶，后又经历了坎坷的遭遇。他本是一个极有才学的人，但在卖官鬻爵、政治险恶的局势下，这个有正义感的文人，纵有奇才和理想，却屡遭压抑，壮志难申，这使他对社会，对现实生活，不能不怀着一腔怨愤。更何况他又生活在明代君主昏庸（正德、嘉靖），权奸执政（刘瑾、严嵩）的时代，所以他对朝廷极为不满，在《秦玺》中他指出秦虽亡，后世君主仍继亡秦之迹，君权膨胀，摧残民气，暴政不改，并进而把“尊君蔑臣”的明王朝比喻成秦朝暴政。在《申鉴序》中他借汉代“党禁”事，暗示让阉党搞特务统治，必然会给国家带来灾难。他希望自己挥起“斩邪刀”，诛“四凶”，除“五鬼”，但人微言轻，“欲起平之恨无力”（《二郎搜山图歌》），这使他极为感伤。在“进不能匡时，退又不能匿志”（《申鉴序》）的情况下，孙悟空这个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故事人物，深深吸引了他，引起他心灵中某种共鸣，他要借这幻想境界中的故事，一吐胸中愤懑，唱出久悒于心头哀怨和理想的歌。所以在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中，他让齐天大圣大胆地说出了类似“革命者”的宣言： 　　天地生成灵混仙，花果山中一老猿。……因在凡间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瑶天。灵霄宝殿非他久，历代人王有分传。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