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恩虽不满现状，胸中积蓄着愤火，有改革现状的强烈要求，但他毕竟是生活在十六世纪封建社会的文人，他的思想不可能跳出时代的樊篱，不可能不接受他那个阶层对他的教育和影响，正像被“紧箍儿咒”制住的孙悟空一样，他也在时代思想的“紧箍儿咒”下屈服了。吴承恩生活在多灾多难的年代，耳闻目睹过民众抗击倭寇的斗争，农民起义的悲壮事迹，这些对他均有心灵的触动。不过，吴承恩并没有超出“皇权主义”范畴，他只是反对“坏官吏”，而拥护“好皇帝”。他心目中的理想是实行儒家“王道”，达到“君正臣贤”。所以，他虽在诗文中抨击时弊，表达内心积愤，那多半是因为他大才未得朝廷重视而感慨、悲怨。在《答西玄公启》一文中，对自己“才高八斗，笔挽千钧”而无人赏识感到愤慨。但同时，他又在《明堂赋》之类文章中，一反常态对明王朝大唱赞歌，吹捧昏庸的嘉靖皇帝朱厚熜是“崇功伟烈”圣君。可以说，吴承恩虽然不满现实，有一股刚直之气时时溢出，但“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在内心深处还潜伏着名与利的冲动，也还希望仕进，能为上层人赏识，一展襟抱，以致有急不择门之失。正因为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在小说第八十八回“禅到玉华施法会，心猿木母授门人”中，通过玉华王来描写所谓“贤君”，所谓“海晏河清，太平之世界”的“王道”样板。由于吴承恩始终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下，所以他笔下的孙悟空在第十三回之后，虽野性未驯，但“已知悔”了，“情愿修行”。正因为如此，悟空后来虽仍傲视上天，也嘲骂过高等神佛，但从心情上并不敌对，在“紧箍儿咒”的胁迫之下，他“死心塌地”随唐僧往西天取经，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他反而觉得自己的大才得到器重，不惜沥尽心血为之效力。说实在的，当初他反抗上天，在一定程度上也因为玉帝太低估了他的才能，让他当弼马温所致。在他十三回之后的情节，与其说孙悟空的转变，毋宁说是吴承恩思想另一端的展现，他是在用幻丽的彩丝为自己编织“理想国”的图画，在曲折地述说自己的委屈和不平。 　　孙悟空这一形象之所以在民间流传，逐渐完善，本是广大人民不满现实，追求自身解放的一种理想寄托，吴承恩却把它拿来寄托自己的理想，这不能不产生矛盾。吴承恩虽然久居下层，悒郁满怀，是个半悲剧性人物，能在较大程度上同情广大人民的不幸遭遇，但他的理想与广大人民的理想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不过在不满现实，要求改变现状这一点上又有着“某些”相近。因为广大人民要求的是彻底推翻封建统治者，而吴承恩则是在不触动封建根基的大前提下，进行一些枝节上的改良。但又正是因为有要求改革现状上的“某些”相近，有对广大人民在较大程度上的同情，所以他才能在民间传说和元人平话的基础上，创作《西游记》这部巨作，才能成功地塑造孙悟空这叛逆英雄的形象。 　　尽管吴承恩由于受到历史和生活的局限，使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的叛逆性格在后大半故事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削损，比之于前七回减些生色，但仍不能掩其战斗的光辉，在后七十多回中孙悟空战胜了一道道险阻，降伏了一个个顽敌，展开了一次次惊心动魄、殊死斗争的情景，他表现出来的机智、勇敢、百折不回的战斗精神和胆略，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人民不怕邪恶，敢于战胜邪恶的英雄气概，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因此，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虽不十分完美，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能在很大程度上突破士林之见，大胆地塑造出这大无畏的叛逆英雄形象，还是很成功的，还是有较深的讽刺意义和战斗意义的。所以，这神通广大的美猴王，能在四百多年间风靡全国，雅俗共赏，几乎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其艺术的魅力，使几个世纪的人为之惊叹。孙悟空不仅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积极浪漫主义神话小说中最生动感人的形象，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不仅是吴承恩的骄傲，也是我们民族文学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