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梁启超作文教学思想借鉴与思辨
作者：何 捷
梁启超的作文教学思想集中表现在《梁著作文入门》一书中。此书是梁启超于上世纪20年代在清华大学等院校的授课讲义。书中详述了写作方法和技巧，阐明了他的写作教学基本思想。诚如本书导读的作者龚鹏程所言 “此书不只是一本谈作文技巧的书，而是上升为一本文化书。梁先生不仅要教作文，还希望借此教学生做人呢！” 本文截取该书中对作文教学有借鉴意义的思想作简要分析。
（一）重规矩，轻技巧
梁氏名言“大匠能予人规矩，不能使人巧”，阐明的就是“重规矩，轻技巧”这一观点。意思是：教作文实际上是教作文的种种规矩而已。因为文章做得好不好，属于巧拙问题，巧拙关乎天才，不是可以教得来的。而如何做文章的规矩是可以教可以学的。他强调，作文教学要取得好的效果，师生双方都得明白规矩。
课改推行至今，阅读教学公开示范已如火如荼地开展，各个教学流派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而敢于上作文公开课的老师可谓凤毛麟角。为什么？作文课评价体系尚未健全，好课尺度尚未确定，上砸的危险系数很高。其中争议特别大的就是在课堂上是否应讲授写作知识，“规矩”当讲不当讲？可能是过去我们对“规矩”看得太重，讲得太多的缘故，现在的新理念是强调“拒讲”，提倡随心所欲，随性表达，让孩子“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完全放手后，孩子就像脱缰的野马，跑是跑得欢快，但未必都跑在“正道”上。很多不伦不类的“处方体”、“梨花体”、“新诗”等经常出现在作文中，取巧、应景之作开始大行其道，并且还容易因形式的新颖而获得高分。我们承认曾经有一批孩子受“规矩”的荼毒很深，但不能因此而矫枉过正。“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孩子学习写作，在还不知道“规矩”的前提下就开始“创新”，就像没学会走就让他们跑，这是不是有些荒唐、有些危险呢？再说教师，倘若因害怕受人质疑而放弃写作基础知识的讲授，这是业务素养缺失还是懦弱的表现呢？这些问题真值得一线教师思考，更应引起掌控话语权的专家们斟酌。
但我们应该认识到，梁氏言论还有些时代局限性。其观点主要针对当时的学堂、当时的学子，过于强调“规矩”而忽略了孩子的天性。笔者也主张当讲则讲，但应控制讲的“度”。第一，时间有度，一节作文课40分钟，写作知识的讲授时间不能超过10分钟。有了量化，这个度好把握；第二，内容有度，一节课讲授的写作知识不能贪多求全，应该有侧重点，经过几节课的训练后能形成体系即可，不要期待孩子“一口吃成胖子”。这个度在于读者自悟，全凭造化。很明显的是，知识少而精，孩子才能做到学以致用，才能在实战演练中消化吸收。
（二）强调应用，批判空虚
梁氏在批评民国元年以后学校教育的弊病时曾经指出“学问不求实用”是当时的一大积弊。这一点，差不多是当时革新派人物的共识，蔡元培、刘半农都这样主张。在作文教学上，梁启超更是振臂高呼：“学而不能应用于世，无论如何勤学，终是纸的学问，其结果纸仍纸，我仍我，社会仍社会，无一毫益处也。”梁启超这种视作文为应世之需，教学内容要重在“应用”的观点，正是对封建传统教育的一种强有力的否定，这也正是他的作文教学思想闪光之处。
倘若梁氏等先贤活在当下，不知会气成什么样。首先，文章的空虚浮华之风有过之而无不及。且不说高考中“哲理深刻”、文句晦涩的文章有多少，就连初学写作的孩子也过早地写出一些“矫情”的作文。教师似乎也见怪不怪了，反而认为这是文笔优美、文学底子深厚。假、大、空三类“美文”大行其道，这不能不说和教师评价的推波助澜密切关联。其次，姑且容笔者偷换概念，望文生义地将“应用”二字理解为“应用文”。当前的应用文教学不但极为欠缺，而且是一种主观的忽视与逃避。过去，大家的眼睛总是并且只是盯着“记叙文”。随着课改的推进，对语文综合素养的空前认识和重视，这使得“说明文”、“剧本”、“相声段子”、“调查报告”等文体的写作都被排上教学进程，可唯独“应用文”，还是被深锁冷宫，不见天日。
如果说作文课难以见到，那么，展示应用文教学的作文课更是“物以稀为贵”了。在我们精批细改着一篇篇美文，为孩子写出诗样的语言所陶醉、为精巧新颖的文章而惊叹时，我们却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孩子成年后可以不写散文、小说，可以不写剧本、相声段子、调查报告，但是他很可能需要写一份自我介绍、一份通知书。晚上不回家吃饭，给母亲一张留言条也是在所难免的。可是这些学校里都没有教，他举笔维艰，他会恨自己怎么在学校一味地对着夕阳余晖感慨、对着昼夜交替兴叹。教师难道不应该对这样的结果负责吗？有时候，我们好像在逐日，但结果是离太阳越来越远。牢记梁公的主张——“以会作应用之文为最要”，别把遗憾留给自己和孩子。
（三）讲质量，不讲数量
熟能生巧是妇孺皆知的道理，所以作文教学普遍提倡多写。而梁启超则提出“篇数要少，功夫要细”的观点。并且对“少”作了具体阐释：主张每学期少则两篇，多则三篇，每一篇要让学生充分预备。看题目难易，限一星期或两星期交卷。不难看出，此主张充满对学生的人文关怀。试想他的学生每作一篇都能扎扎实实地做好作前的“预备”工作，决不能轻率从事，篇篇都讲求收到训练实效，多么令人羡慕。此外，梁启超喜欢让学生一次“做通一种文，下次再做另一种文”，不贪多，不激进。
笔者认为，新时期的作文教学需批判地借鉴此观点。重量轻质无疑是错误的。但以量保质也是必要的。叶老说：既然写作是个技巧性的活儿，那就一定要讲训练。教学的实际情况也证明，训练的强度和方式决定了孩子掌握此项技能程度的高低。当前的课时安排明显对作文教学不利。一学期8篇，这和30余篇的阅读教学篇目比起来可谓小巫见大巫，但就这区区8篇的训练还未能得到保证，往往以教师布置命题代替教学行为。应该说，像这样写100篇也是空的。孩子看似在写作，其实只是在完成某一种形式的语文作业而已，他们不知道怎么谋篇布局，加上教师批改的苛严，每逢写作必遭“打击”，所以写作行为的结果只剩下害怕写作，永远也进不了写作的门。
假如，我们能如实做到精讲8篇，在每次训练时，按梁氏观点“做通一种文” 。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孩子能借助训练渐入写作佳境。这是方式上的改进。在强度上，笔者认为应该辅以日常短篇练笔，一来可以弥补训练强度的不足，更重要的是让写成为一种习惯而不是任务、负担。我国已故语文教育家黎锦熙先生就提倡每日写日札。日札，就是修养日记或读书札记。内容上，可无所不写；形式上，叙述描写抒情议论随意选用；心理上，轻松自然。这种没有精神压力和文法顾忌的写作，一旦养成习惯，在量的不断积累下，定会有质的飞跃。作文本就是一种习惯，即习惯于用笔表情达意，就像画家喜欢用画笔表达对事物的理解、音乐家喜欢用音符抒发对世界的感受一样，“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是必要的。
（四）提倡写实，反对凭空瞎想
梁启超认为，出个题目让学生凭空去瞎想，是作文教学的大忌，瞎想的结果必然是胡编乱造，而胡编乱造成了习惯，于学生害处极大。他主张学生作文一要“求真”：真情、真事、真感受；二要“求达”：照事物之原样说出，所说令人完全了解。应该认识到，梁启超“求真、求达”的思想，影响的决不单纯是作文教学范畴，实际上已涉及文风、文德、为人处事的培养，意义十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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